有三本书摆在了专家学者面前，时间是3月11日，地点是天之涯书社，这三本书是《新疆地方史简明读本》(钱伯泉、王炳华著，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新疆两千年》(刘逊、刘迪著，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和《新疆历史百问》(纪大椿主编，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 

    参加座谈会的除了专家学者，还有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邵强、新疆人民出版社党组书记陈宏博。主持者是新疆人民出版社发行部副主任、天之涯书社经理王淑梅女士。 

    在天之涯书社二楼的小小的会议室里，大家都坐得很拥挤。 

    "江泽民去年视察新疆，强调生存是一个问题，还要学习新疆历史。"邵强说，"要正确地宣传新疆历史，从这个意义讲，宣传部推荐这三本书。" 

    宣传部推荐是一种行政行为，同时也助发行工作一臂之力。 

    新疆人民出版社的党组书记陈宏博认为出版这套书是反对民族分裂的"一个实际行动"，因为"歪曲、篡改新疆历史，制造舆论混乱"的情形确实存在。新疆人民出版社近年出版6种文字的图书，今年仅维文图书就有90多种，质量也比较好。 

    这三本书从其外形设计印刷上看还是比较简陋的，尤其在图书市场化的今天，它显得比较"老"，其外观形象似乎不大能吸引住人。 

    那么这三本书的价值何在呢?宣传部门推荐，出版部门"重视"，有时恰恰是令人产生"逆反"心理的因素。 

    那么这三本简朴的书有什么特殊性呢?这里有什么需要特别告诉别人的呢?一开始，我也持疑惑的、逆反的态度。但是了解它们的作者以后，增加了我读它们的信心和兴趣。我们必须对一本书产生信任，我们才会去读。 

    这三本书的情形各有不同，其中两本书的撰稿人或主编者是新疆史学界一流的学者、"绝对的权威"，另一本书(《新疆二千年》)的作者是北京的两个年轻博士、"双胞胎"。 作者们在写这套书时遭遇了从专业的"象牙之塔"走向通俗大众的问题。 

    "历史是必须灌输的。"《新疆地方史简明读本》作者之一、著名考古学家、新疆考古所原所长王炳华先生以肯定的口吻说出他的观点，"新疆历史尤其复杂。对新疆历史没有一个基本准确的认识，是要出事的。" 

    灌输历史，用什么形式来写历史?"我不爱看，你没办法"。他提到了新疆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谷苞的名字，这个名字在史学界是令人起敬的。谷苞在新疆时说"用通俗方式写新闻历史很重要"。王炳华也"感悟到了这个情况"。 

    提到维吾尔族历史学家翦伯赞时引起了一阵活跃。那是他那收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散文名篇《内蒙访古》。"非常严肃"，"用文学笔调写的"。 

    "文学笔调"被历史学家感悟到了。写这三本书的作者大都有同感。 

    "不能用学究的眼光来要求，"王炳华说，"主干清楚，文字亲切生动，可读性比较强，大的问题上没有错，本身有感染力就挺好。" 

    他继续说，"通俗的东西并不好写，专门的学术论文好写，看不懂的东西，好写。" 

    "写通俗的，文字形式是自己所不熟悉的，"《新疆历史百问》主编、大部头《新疆简史》作者、史学家纪大椿说，"古书影响，之乎者也，职业病。学者也应该像演员一样换换角色。" 

    "写散文总是要轻松一些的，"王炳华说，但是，"每一句话有根据，不加注，让人感觉就是这么一回事，费功夫很多，相当难写，稿费又不高。" 

    "画鬼容易，画人难，"著有《突厥史》的著名史学家薛宗正发现这个问题，"他说的那些我压根不懂，写学术著作就是画鬼。" 

    通俗的尝试使学者们感到了新鲜和兴奋，他们也因而在他们"不懂"的问题上变成儿童。会议的气氛因为一个陌生化的共同话题而轻松、亲切、自由起来。使任何外行(如我者)都不羞惭，不感到可能应有的"压抑"。因为高深的人摸索到了通俗的"大象"，大家都放弃了"资格"，投入到喜剧化的水塘之中。 

    对于老头们来说，"年纪大了，与年轻人竞争不过，做些普及工作，出版社也放心，"纪大椿这样说，明显是谦虚。 

    学者们注意到了前不久还在放映的《雍正王朝》。学者们的生活视野与普通人一样也仍然是开阔的。"雍正王朝》，用历史学家眼光来看，有很多错误，这不怕；没有历史学家考证在前，就没有二月河的小说，也就没有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每天看一集，老百姓也满意，应该满足老百姓的要求。"纪大椿说。 

    "《三国演义》比《三国志》的影响不知大多少!"这当然是有说服力的。 

    --因此，这三本关于新疆历史的书的通俗化的试验是积极的，有现实需要的。"不这样不成"，"脱节"。 

    关于通俗性的话题就此打住。因为学者们是自由的，因而话题也就是宽泛而信马由缰的。但这因而有时恰恰是更深刻的；他们彼此之间有时也是不客气而当面互相批评的--赤诚相见，像是一群未涉世的不成熟的孩子，这初让人提心吊胆，继而让人为之大为钦佩，认同，击掌而乐。 

    纪大椿说："你王炳华那种写法我不太赞成。自问自答是否就更通俗?你多一行，人家就得多付你稿费……" 

    而薛宗正的批评锋芒不仅指向这三本书，而且对"领导科学"指手画脚，甚至触及到我们东方文化的深层心理症结。他实施的是一种文化学批判或者比较文化学批判：我管你三七二十一呢!它让人感到了学者的纯粹，我们身边的"悬存"触疼我们的纯粹，我们的道德生活、学术生活、社会生活的不可离开的"指责"。这种"悬存"的尺度，既脆弱，又锋利。当我们排斥它的时候，它就是最脆弱的，当我们欢迎它的时候，它就是最锋利的。过去我们狙杀它的存在，现在，我们为它提供锋芒闪耀的空间和尊严。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时代的"回位"或"转型"呈示出它自己的力量，时代就是一个把我们都包括在内的容器，但我们必须学会看到它。 

    "这三本书仅仅是浅层次的。"薛宗正说，"什么叫爱国主义?浅层次是什么，深层次是什么?人云亦云，你怎么写?"他说，"新疆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认同祖国政治统一，这个历史绝对能够做到，新疆一直到清朝是祖国领土，无可争辩。进一步深究，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和心理认同，这个不容易。心理差异，文化差异，这种宣传应该去研究比较文化学，从深层上去进行研究，引导这种认同，而仅仅停留在认同这个政治实体，从60年代到现在，历史宣传一直在重复。" 

    薛宗正说："这个时代已逾过一个时期，必须仔细研究大家的思维状态。" 他提到了"时代语境"和"人的思维状态"。而这种体验与关注是"现代性"的。而这必须要求"敏感"。 

    "最敏感的领导是在事物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发现，而我们往往等到成熟时才发现。"他说，"中国领导艺术有问题，本身作为一个舆论的引导者应该走在舆论前面，还要有舆论突破，实际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理论宣传本身也是一种科研状态，也是心理学研究，是一项大的思想、心理研究工程。"他说，"目前的宣传思维还是比较旧的。""儒家文明，光知道教育人，作者是老师，读者是学生，一厢情愿。" 

    如何把祖国统一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引向"科研状态"的深层次，是这些学人的深层思考。 

    在这种转型"语境"中，学者们开始检视自身。自身难道一点问题也没有?这是一个"空场"。 

    "没有人要求歪曲事实。"王炳华说，他一向被认为敢触"禁区"和"敏感"问题，"我研究的种族一直是个禁区，没有人规定不能写；我去写了，有事实根据，不怕辩论，各说各的，反对也得拿出根据来，发了也就发了，什么事也没有。" 

    宗教学者马品彦概括了学者们普遍的一个"经验"："没有任何规定，就是写不成。"质询一下，难道这是站得住脚的吗?这种惧怕妨碍了学术品格。"这只能怪我们"。也许过去是，现在不一定是。"都说宗教敏感，试它一下，我敢试……" 

    纪大椿证实道："我是捅了几个漏子的，香妃墓不是香妃墓，是'阿帕克和卓麻扎'，人家说纪大椿太大胆，把我们的英雄都推翻了。文章翻成维文以后什么事情也没有。禁区问题，什么是禁区?我们有事实我们就敢说。" 

    学人就应该有学人的品格和胆识。很多问题出在缩头缩脑的软弱和怕字上。 

    新疆社科院学者潘志平说："去年写了一篇文章，关于新疆历史有一段，照江总书记的话抄的，发出了以后，有一个阿訇，在一个地区性的会议的休息时间，在过道上发了一句牢骚，抬高了佛教，贬低了伊斯兰教，还上了快报。查到宣传部，没有问题，是江总书记说的话。" 

    王炳华对此的感喟是："搞研究的人，不能太看风。" 

    而这是人很不愿意正视的事实。当我们抱怨的时候，恰恰正是我们落伍的时候。我们都得紧跑慢跑才能看见时代的背景。这个时代的跨度是很长的，我们都感到了自己的空虚。 

    "新疆是祖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的一部分，这不是一个政治口号，是2000多年来的历史事实。"新疆社科院副院长、历史学家苗普生说，"新疆还是多处族、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地区，这三个通俗的普及读本把这些内容很好地表现了。" 

    新疆社科院图书馆文化人类学者夏雷鸣说："历史是营养，人都需要它。""今天坐在这里，明天就是历史。" 

    据说，这三本书的翻译工作也做了，译成其他少数民族文字出版。 

    邵强说要"像《学习的革命》那样去搞讲座活动"，以便产生更大的影响。 

    (原载《新疆经济报》1999.3.20)  

作者:朱又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