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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多壮丽的时代强音："我不能调整社会，但是我可以调整自己。"
说这话的乌鲁木齐十月拖拉机厂装配车间26岁的工人王水清。这话从他的口里说出来，令记者一时惊愕而震撼，这里反映着多么厚重的对人的价值的自重与自信。反观诸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调整自己"的自觉意识反而是多么欠缺啊。
王水清用一个"混"字来概括他在车间里的表现。他再沿着这个方向深思：岂止是上班8小时，整个生活态度都盖上很深的"混"字的烙印。混是一种无忧无虑、消闲自在、没有任何危机意识的心态。
国有企业从幼儿入托到终老进火葬场都统包的体制在他的心灵深处雕镂出这个"混"字。一个人的工龄越长，这个字的笔划就刻得越粗重。有些人"混"久了甚至"混"成一个单位里的"功臣"、"老子"、"大爷"，分房子，调工资，一切好处他都要占先，得不到则"闹"，泼皮牛二脾气顶天立地，把厂长吓得没处躲藏。王水清也学会说这样一句话："他们敢把我的饭碗端了?"混，有恃无恐地混，理直气壮地混。(当然混是不能公开亮相的，得用漂亮动听的言词把它掩盖得严严实实的。)
如果把混世者的名字隐去，他们只有一个相似的模糊的面孔，聊且叫他们"阿混"。 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鲁迅笔下的"阿Q"在小农经济的旧中国有着广泛强大的生存土壤。 计划经济为其提供肥厚土壤和舞台的，是"阿混"。"阿混"背靠的只是一张极其脆弱的"依赖性"的"皇帝的新衣"，并不是什么英雄好汉!
"混"就取消了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努力。
"混"就使人老在旧的生活轨迹上不费劲地重复，没有半点新和异，昨天、今天、明天三个时间跨度都表现出一个"同"字。
"混"就使人自身的质停滞在原有的刻度上。
不仅仅是工厂，不仅仅是工人。
计划经济下的农民不也"混"日子么?
农民站在地头，拄锹观望，停锄而嬉，红旗招展，偷工耍滑，这是那个并不遥远的时代广大中国农村为人所熟悉的景象。
农民"混"的结果，是年复一年的穷困，面带菜色，温饱成为最切近的乃至终极的唯一的活着的目标。
教授中不也有"混"的么?
一个大学老师的讲义通常是发黄的，毕其功于一役，几十年不变，知识结构老化，学术思想陈旧，没有进取的动力、压力和意识。
工程师中也有"混"的。
不混怎么几十年间全国的楼房都像是一张图纸盖起来的?灰色的黯淡的沉闷的"火柴盒"?全国城市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面目都似曾相识?
学生"混"文凭，干部"混"资格……不少的人都在一个近乎停滞的社会中"混"碗饭吃，结果，这碗饭"混"得越来越稀薄、无味。
熟人相见，彼此正经或打诨都是：
"你'混'得怎么样?"
"还'混'得过去……"
即便是"混"的气候弥漫的年代，也还是有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抗拒住了"混"的侵蚀，作出了卓越的人生成绩。
工人出身的王崇伦、倪志福、老孟泰、马六孩、郝建秀……都和"混"毫不沾边。老一代工人都熟知这些名字。
王水清的具体工作是给轴套上轴承。用他的话说就是"撅起屁股砸头。"因为在技术上表现出一个"混"字，7年前屁股怎样撅的，现在还撅出同样的姿势。岂止是他。他的父亲是十月拖拉机厂的老工人。王水清说，"我父亲从转业到工厂再到退休，数十年间自身的技术含量也是零增长。"
时间流逝了，人停滞在原点原位。
社会进步依托于人的进步。10年、8年，甚至几十年，人依然故我，仍是旧模样的情形，我们见得并不少。
一位小有成就的编辑兼作家，十年前人们听到他在骂人，骂得慷慨激昂，骂脑体倒挂，骂世风不古，骂"文学失却了轰动效应"；十年后他还在骂，但是随声附和的听众已感厌烦。十年来，时代在变，环境在变，而作为文化人的他没有读书，不去写作，一腔"不平衡的抱怨"的阴郁之气，没个休止的时候，一边骂，一边混，不能自醒到需要"调整自己"。
这种骂在一段时间中被认为是深刻、智慧、有思想的象征，有些知识分子就带了这个头。岂不知这种牢骚和"泼妇骂街"一样浅薄、不明智，一样愚蠢，这只不过装潢打扮了的"混"。"混"得貌似高明深奥罢了。 我们也曾这样自为得计来着。
浪费的是无法追回的金子般的时间。
人都如此，社会怎能进步?
一觉醒来是早晨。
"十五"大后，王水清"慌乱"起来。他从十五大文件中听到一个明确的声音，叫："下岗"。
在此之前，王水清的内心也有过一丝纷乱和痛苦：农民雇佣下岗工人到农村"打工"。 王水清从理性上告慰自己，这是历史的进步。中国的改革最先在农村实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把农民的"混世"惰性从板结的大地上连根拔起，农民作为个体，而不是作为"公社社员"承担经济的、生存的、社会的压力，每个农民开始施展自己的能力、智慧，去"脱贫致富奔小康"。农村勃发出生机，富裕起来的农民在人格上也在发生着独立的觉醒与完善，农民活泼泼、光灿灿地在当今生活舞台上把触角伸向四面八方，借助市场经济的轨道与网络，甚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与外商"合作"哩……但王水清在感情上仍然被"噬疼"。
现在没有听说哪个农民在"混"。
现在中国大地已敲起所有"混"世哲学命运终结的丧钟。
工人王水清听到了这种"混"的终结的丧钟。
相对于农民阶层的上升，王水清觉察到工人阶层改变自己状态的紧迫性。(王水清感到工人和农民之间的"落差"，造成这种"落差"的根本原因，王水清明白是农村和工厂改革的进程快慢所造成的，由不得他，他也不能抱怨谁。)
工人曾经是多么光荣啊。农民羡慕工人，"农转非"曾经一度是一个吊人胃口的可望不可及的超现实主义的玄想，对于多数农民来说。"进城当工人"，那曾是让四邻八乡多少人眼红的一种修来的"福气"呀。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必然给企业带来机遇，给工人阶层带来人格重塑的契机。 面对因改革而站起来的农民，工人不应忧伤，不应嗟叹，应该借助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机遇，调整和转变自己。
列宁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取决于谁创造出高的劳动生产率。 有"混"字在，就必然和高劳动生产率断绝了联系。哪儿有混世哲学起作用，哪儿便死气沉沉，了无生机。
市场经济和那些先觉者结合，带出无限活力。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松动了胶着的沉睡的土壤，它缓慢而强有力地动摇着计划经济的根基。从农村到城市，它的藤蔓和触角所到之处，引发阵痛，唤醒生机，诞生活泼泼的新生命。它为旧体制的解体和新体制的重构提供了可能的广阔空间。
"下岗"是个新鲜词儿。
最初传来，像一阵轻轻的过耳秋风，王水清并没有介意。"此事好像和我离得很远很远。"他说，后来，他听见有人下岗了，再往后，他看见有人下岗了。"下岗"闹得他有点不安了，"下岗"变得切近而与己有关了，到现在，王水清说，"十月拖拉机厂因效益不佳，工人也面临'下岗'的事了"。"下岗"已和他本人直接有关了，他尝到了这个词的滋味和分量。
原来那种满不在乎的逍遥劲儿飞走了，每根神经都绷紧了。
"我诅咒过'下岗'。"他说。
因下岗发过牢骚。
说过粗话，骂过娘。
现在，王水清说，他明白过来，不再徒劳无益地骂了。
王水清明白的是，凡此种种，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培育起来的依赖思想因为受到必然的挫折后的恶性发泄。是弱者心理，是和现代人的品格大相径庭的一种非理性状态。
王水清说，过去，他也是把工厂看成银行，看成托儿所，看成养老院，看成保险柜。现在懂啦：工厂是生产商品的地方，工人的价值在于为提高商品竞争力贡献力量和智慧，不能当作包袱，把工厂压得喘不过气来，在市场上打败仗。
对工厂的错误认识日积月累，就养成了用斧头劈不动的依赖思想。
认识到自己弱点的人，就是一个强者，就是一个有希望的人，也近乎一个英雄。
现在，王水清就从依赖这个切点上来搜寻他从前生活中的病灶和乌斑。
他和我们都当上了自我疗救的医生：依赖的最大弊端是使人放松甚至放弃开拓自身潜能--亦即马克思说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努力。人的光华，人的价值，人的丰富性，全在于潜能或本质力量的外化和物化。有依赖思想在，他就不去做这种开拓，如此，也便无以显示人的价值和尊严，不能散射出人的光芒。
11月2日是个星期天，那天和记者交谈的，除了王水清，还有两个工人。他们三人年龄相仿。他们自认为都受到"混"的流毒的影响。
杨光，是新疆钢铁公司的工人。他现在仍然显得无忧无虑。他说他并未感觉"下岗"对他有什么威胁，"我们厂下岗的都是临时工，正式工人即使下岗，也只不过换个工种，除了奖金少拿点，工资还照旧。"杨光说这话时表情非常坦然，好像他的周围什么也不曾发生。
王成也是十月拖拉机厂的工人。他已经感受到下岗的威胁。"下岗这两个字老在我的脑子里打转，"他说，"我都是二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了，连找对象的心思都没有。"但是他也只是在思想上急，业余时间，他毫无变化，过去怎样，现在还怎样。"我哥哥开着一个小厂，万一下岗，我就到我哥哥的厂子打工。"因为有后路，王成便不太急于改变他的生活方式。 王水清的父母在南山矿区。他在乌鲁木齐举目无亲，别无依赖。"只有靠自己，"王水清笑着，年轻而成熟的脸上洋溢着一种超越困惑后的达观。
"再不能混下去，"王水清说。他开始认真地对待一切。就说对"下岗"吧，也得弄个明白。
是弄个清楚明白的好。他听广播，看电视，阅读报纸，想从理论上弄清下岗的来龙去脉。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关于改革国有企业的那一段要点，我能流利地背出来。"他说。
前一段，十月拖拉机厂请新疆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的江建林副教授作专题报告，王水清就跑去听了。江教授的讲课，使王水清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王水清给记者阐释：我懂了，下岗是新的经济腾飞的必须，它给工人现在带来阵痛，但阵痛过后，将换取经济的高增长率。人只能顺应历史潮流，不能逆历史潮流而动。
王水清说，现在如果有谁请他作一场"如何正确对待下岗问题"的报告，他会滔滔不绝地讲
他庄严向记者宣布："我个人无力调整社会，但我可以调整自己。"
记者震撼而感动：这个宣言中渗透着新一代工人的尊严。
他向自身的混世态度宣战；
他渴求优化自身的质；
他决意提高自己的求生存的本领。
他不能改变工厂的状况，他得改变他自己。
从前下了班，王水清说，哥儿们聚在一起，要么大碗喝酒，要么海阔天空穷聊。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是谈女人。青春就在这种乏味的庸俗的扯淡中流逝了。
现在我调整自己，了解社会，王水清说。他扎煞着耳朵敏锐地捕捉四面八方的信息。"节假日，我到人才交流中心转悠，听到这样一段新民谣：
"研究生越多越好，
本科生研究研究，
专科生不要不要。"
他摆着手，夸张地比划着。惹得大家都笑起来。
他看到这样一则招聘保管员的广告，条件是：大学生。一个保管员也要大学生!他的心为之一惊。朋友们给他带来信息：乌鲁木齐火车站月明楼扛大包的活儿也不是那么好找，都抢着干。
扛大包，身体太单薄；别的工作，都要学历。要想有理想一点的工作，必须提高自己的素质。王水清看到，进步中的中国社会对人的文化含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看不见这个形势，生存迟早要发生困难。王水清现在就是把这个不断升值的新需求当作生活动力，按这个需求来调整自己。他是这个时代的聪明人。
前不久，一位新华社记者从香港回来说，香港人很少有到夜总会和卡拉OK厅的，人人都在学习，参加各种培训班。生存压力激发人们的生存本领，提高了人们的素质。
在生存压力下的十月拖拉机厂的工人也露出了这种学习的好苗头。许多工人手中都已拿到一个到两个"上岗证"：电脑打字、会计、烹调、服装剪裁……
优化自身的质要花费一番苦辛。谝闲传没有时间了，逛大街没有功夫了，聊女人没有兴趣了，时间得用在紧迫的学习上--这就是现时代的工人王水清们。没有这番苦辛，下岗的焦愁又往何处转移呢?
"我同时攻读两个专业，企业管理和中国文学，"王水清说，"我自费在西北路职大上课，每年缴1500元学费。"
和记者交谈中，王水清从美国经济谈到中国市场；从古典文学谈到现代文学；时而列举出美国大公司的名字，时而用典用成语，譬如"管鲍之交"、"不吃嗟来之食"……听得出他内在的文化含量。
记者对王水清说：你下岗后可以当个公司的部门经理，也可以当文秘、推销员…… 王水清为自己铺垫了多条求生之路。他不会困在死胡同里怨天尤人。记者想。
从王水清身上反映出一个历史趋势：千千万万的人都别无选择地要优化自身的质，充实自身的文化含量，在市场的变动中去不断踏上生存的"运载"跳板。唯有这种动荡才能打碎我们久积的惰性，从而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生龙活虎，富于不衰的竞争力与发展前景。
王水清当然还没有接到这样一个确凿的针对他个人的"下岗通牒"，他还是十月拖拉机厂装配车间的"在岗"工人。但是他作好了面对"下岗"挑战的充足准备。
阿Q固然永远没有从"精神胜利"的无可救药的盲目乐观主义面具中走出，当代工人王水清却从那顶庞大的形状含糊的气味阴郁的可名之为"阿混"的遮颜破帽底下走出来。
走出时，头顶一片蓝天。
阿Q永远不能成为英雄。"阿混"只要体制一变，很多都能成为英雄。
记者默默向王水清们和社会转型中的每一个中国人(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祝福。
(原载《新疆经济报》1997.11.8)
作者:朱又可 隋云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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