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检察日报》报道，1999年11月4日，大连轻化工研究所杨殿庆在大连万港大酒店就餐，认为物价偏高，反映到大连中山区物价检查所。检查所核实后认定价格偏高，罚款5000元，返还杨30元。所领导向某报记者透露，酒店老板认识市政府某政府领导秘书，该秘书过问罚款事，检查所对罚款很难执行。杨知道后，11月7日在大连电台热线直拨节目反映此事，认为该秘书干扰执法，给市领导抹黑。播出后第二天，该秘书以名誉侵权起诉。去年5月，大连西岗区法院判杨“侵权”，向秘书道歉并赔偿6000元精神损失费。2000年11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对终审判决的案件，我不想评判，但此案引发的公众人物名誉权及舆论监督问题非常值得法律界、新闻界思考。首先，舆论监督需要“喘气的空间”或曰宽松的环境。这使我想起《历史深处的忧虑》（三联版）介绍的美国一起轰动一时的新闻官司————沙利文案。1960年3月29日，《纽约时报》整版刊登了64人签名的宣传黑人权益的广告，举了蒙哥马利市一些警察虐待黑人的例子，其中有很多不实之处。蒙市管警察官员沙利文以诽谤罪告报社和四名黑人牧师，初级法院判给他50万元赔偿，州高级法院支持这一判决，但最高法院“一致”通过推翻了初级法院的判决，宣布：当公职人员遇到不实批评受到伤害时，他不能以诽谤罪要求赔偿，除非他能证明这是“真实的恶意”。法庭指出：发生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必须保护新闻界有“喘气的空间”。美国有美国国情，其做法不可照搬，但法理是相通的————要保证舆论监督的权利，只要不是“恶意诽谤”，就要允许它犯错误，这是防止低层次是、非的纠缠，更具法理。坦率地说，被批评者要找到“恶意诽谤”的证据很难，正因如此，才能保证舆论监督的开展，这并非违反法治，而是符合全社会利益及法治初衷的正确做法，也是舆论监督必须付出的代价。

    记者的调查手段不同于司法机关，记者采访调查是无权对有权的监督，很难保证百分之百属实。一、它没有法律强制力，二、任何事情都可能有失误，只要不是故意诽谤，就不能认定“侵权”。如果对负面报道，苛求百分之百属实，那无异于“封杀”了舆论监督，宣判了舆论监督的“死刑”，谁也不敢再说一句话了，贪官们才会在暗地里偷着笑呢。这符合谁的利益？符合法治的初衷吗？国内新闻官司，屡有媒体败诉，基本事实俱在，只要细枝末节稍有失实，即告败诉。在国内舆论监督尚很艰难时，屡屡败诉无疑打击了媒体监督的积极性，不少媒体对负面报道望而生畏，视为雷区；记者下笔时慎而又慎，心有余悸，即使胆大的《焦点访谈》、《南方周末》亦然。舆论监督之所以步履艰难，除了新闻体制、从业人员素质等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律保护不够。舆论监督如不突破这个法律瓶颈，新闻界的悲剧就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法律如何保护政府官员、公众人物、权势团体的名誉权（姑且统称为公众人物）呢？法治社会保护每位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不能把它绝对化、死板机械地理解。因为各人在社会上角色不同，地位不同。对于普通百姓的隐私权、名益权等合法权利要全力保护，因为与组织起来的强大政府相比，他们是弱势人群。对于公众人物，他们的职业角色决定了必须处于全民严格监督之下，才能防止他们干坏事，因为他们是人民选举或被任命出来为百姓做事的，不严密监督就可能干坏事；而且凡公众人物，皆强势人物，他们极可能利用权势阻止、干扰监督。所以更需加大监督力度，权力越大，监督力度也应越大。监督中难免有误会误伤夸大其辞的情况发生，只要不是恶意诬陷，就不能认定侵权，这是当公众人物必须付出的代价。要求监督百分之百正确，那只是反对监督的借口。克林顿绯闻案，美国大小报纸无计其数的报道，肯定有很多不实之词，克林顿也没敢追究哪家报纸，这是他当总统必须付出的代价。可以说，当公众人物，就意味着没有隐私，意味着接受误解、委屈，这是角色使然。没当公众人物前，你可选择干或不干；选择干后，你就没有选择了，只能在聚光灯下工作，灯光太亮可能灼伤你，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舆论监督、做公众人物都要付出代价，我们亟需建立“代价”理念，世界上不应有“无本求利”的事情。

作者:莫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