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界庞大的官员队伍中，有一批和男人一样叱咤风云的女性。在中国的首都，有一位非共产党员的女性担任副市长，而这位女市长，却有一半法兰西血统。她，就是本文的主人公何鲁丽。

    国民党市长的女儿被推选为共产党的副市长，然而，她却不是共产党员。任职一年后，她说：我时时觉得自己是坐在火山口上，但身心是愉快的。

    这也是戏剧性的巧合。

    1946年秋天，何鲁丽的父亲何思源，曾走马出任国民党北平市市长。但何思源没有想到，42年后，他的女儿--有着27年儿科大夫经历的何鲁丽，竟会步他的后尘，从知识界进入政界。在1988年初召开的北京市第九届人民代表会上，在无记名差额投票中，何鲁丽以接近全票的票数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

    当帷幕落下，市长率领新当选的6名副市长，走到数十名中外记者中间接受提问时，何鲁丽的不同寻常的家庭与人生背景，成了记者们最感兴趣的聚光点。

    何鲁丽一笑说："我是民革成员，但我跟我父亲不一样，我是人民代表选出来的。而且，我是搞社会主义建设，这有本质的区别。当然，我父亲是个爱国者，他对我有好的影响。"庄严而隆重的时刻过去了。这位肤色白皙、眉清目秀和微微卷发的非中共人士，来到正义路2号市政府大院，开始掌管拥有一千多万市民的古都北京的繁杂政务。面对的卫生防疫、社会福利、计划生育、文化艺术、侨务、民族、宗教、军民共建，简直就是一个社会。

    上任不久，就有一封特殊的信函摆在何鲁丽的案头。不是告状，也不是求助，而是一首诗--"地位、观念及其他"--以诗同她对话。何鲁丽笑了。她没有放过，一字一句认真看下去：

                 有的人观念象弹簧，

                 随着地位升降而缩涨；

                 筒子楼中的阴暗与浓烟，

                 踏上栽绒地毯就化为灿烂阳光。

    

                你从白大褂中走来，

                跨进了市府大厦的厅堂；

                要问市长与市民有何区别？

                心中应记惦着更多的病人、病房。

    

                人民喜悦才是最大的喜悦，

                满地阳光才是真正的阳光；

                愿筒子楼与市府大楼间，

                搭起一座心的桥梁。   

    落款"张建业"，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一位副教授。

    何鲁丽没有多加思索，就一眼看出诗的含义，掂量出信的份量。当下写在她的本子上，留着勉励自己，检点自己的工作。晚上回家，她又翻开本子，提笔写了回信。

     "张教授：来函及赐诗均已拜读"，她写道："对您向我提出的希望，定当引以为戒。到市里工作后由于能力经验有限，除尽力而为外，望多加监督指正！"最后，工工整整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及日期。

    信发出去了，就象其他的回信一样。但未想到这封信却在晚报上登出来。当时何鲁丽很生气。她不愿宣传自己，何况刚刚坐上这把"交椅"，还没有做多少工作呢。后来一想，登就登呗，没关系，群众来信嘛！何鲁丽向我谈起此事，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兢兢业业，脚步匆匆，转眼迎来了第二年北京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记者招待会上，晚报一位女记者，向出席记者招待会的几位副市长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话题：

    这位女记者提问说："一年前换届选举，诸位副市长曾登台发表了令人振奋的演讲，内容包括执政以后的打算。一年后的今天，我想请在座的副市长，列举一下，每个人为市民所做的一件无愧于良心和职责的事，讲执政感受也可以。另外，我也要求市长也能满足我们这个要求。"

    会场上一下活跃起来。

    市长笑了："是啊，许诺了怎么样啊？"

    何鲁丽接过了话筒。

    她讲话时仍然没有完全脱离她当医生时的痕迹：恬静、文雅、不急不躁、不诙谐，也不故作幽默。 

    "我是从基层来的。"她说，"这一年的工作可以说，从在小溪里游泳到初步学会在一个比较大的江河里游泳，感到比刚上任时责任更大。这一年，我对自己分管的工作，丝毫不敢放松，也不敢怠慢，时时觉得自己坐在一个火山口上。而且，每办成一件事，都有这种感觉：事非经过不知难。但是，在这个团结战斗的集体里工作，身心是愉快的。尤其作为一个非共产党员的副市长，我特别体会到北京市政府在实行党与非党合作方面是非常好的。要问我在一年的感受，我说，在体力脑力上都感到辛苦，但我充满信心。"

     何鲁丽和其他几位副市长、市长的即席回答，各领风骚，博得了全场的掌声。而我当时在记录这些精彩的感受时，觉得何鲁丽比一般人更多地体验到一种沉重的历史感。

    在中国大陆众多的省、部级干部中，具有外国血统的，只有何鲁丽一人--母亲是法国人，中文名字叫"何宜文"；父亲出生在山东，祖辈是农民；五四时，父亲何思源参加过"打倒孔家店"运动，后来又走到了学生的反面；当北平市长时，看到国民党没有出路，同情学生运动。

     人们在电视荧屏上见到的何鲁丽，朴实、平易，没有"女强人"的风风火火，却有贤妻良母的和蔼可亲。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她对老百姓的疾苦富有强烈的感受力和同情心。

    然而，记者要采访他，十有八九被她挡驾了："要做的事多啦，没啥好写的！"

    这次接受我的采访，算是一个例外。她说："你经常参加我们的会议，不让你采访不合适吧？"

    这天下午，我遵照她的时间表，走进市府大院，来到了她的办公室。

    何鲁丽快人快语，一落座，就要我提问。

    她靠在沙发上，显得有点劳累。她说她刚刚处理完一件事。我要她歇一会儿，立刻遭到她的谢绝："不、不，我晚上六点多还有个活动。咱们抓紧时间，今天谈不完，再找时间补充。"

    你要我谈谈我的家庭？行。我父亲何思源，大家都知道，是国民党时期的旧官员。他学生出身，年轻时到过很多国家。我最近写了一篇纪念我父亲诞辰100周年的文章，匆匆忙忙，刚交稿。我想写好一点，但时间来不及了，都是利用晚上的空余写的，已送出版社，可以复印一份给你。

    我父亲是山东菏泽人，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攻读哲学，1919年考上官费留学。我父亲在取得芝加哥大学经济硕士学位后，到哥伦比亚大学作了短暂的学习，而后又去欧洲留学。先入德国柏林大学，后进法国巴黎大学，研究经济学。1926年，当中国民主革命兴起时，他返回广州，参加北伐，担任过政治部副主任，随着北伐北上到了山东。出任国民革命政府山东省教育厅长达15年，以后又做了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1946年调任北平市市长。

    我母亲是法国人，中文名叫何宜文，出生在法国南部的波尔多市，在巴黎大学读书时遇见了我的父亲。1927年来到上海，与我父亲结婚。现在那边没有什么人了，只有一个侄儿媳。我母亲幼年丧母，随着父亲从老家来到了巴黎。我母亲曾对我说过："要是我的母亲在，我不会嫁这么远的。"

    我出生在济南，不到3岁抗战爆发了。父亲撤到鲁北。母亲带着我们4个孩子，从山东乘船到天津，住进英租界。因为母亲是外国人，这样安全。

    珍珠港事件后，英美对日宣战，英租界不能住了，就搬家到意大利租界。但没住多久，日本人就把我母亲抓起来了。押着母亲带着我们4个孩子到鲁北惠民一带，希望以扣押家属迫使我父亲投降南京伪政府。那时，我父亲是省教育厅长兼鲁北行署主任。此行我们并没有见到父亲。

    日本人的用意没有达到，就把我母亲押回来，监视着。后来，又押着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到鲁北农村呆了一年，结果也徒劳，又把我们押回天津。我母亲说，这里的租界不能住了，就带着我们4个孩子经过多方面的辗转周折，来到了山东的临县。我这才见到父亲，此时我已经8岁了。

    我小学没有好好念书，因为抗战来回搬家。有时到村里小学念，更多的时候由父亲的同事教。直到1944年安家在西安，我才正式进小学。可是父亲又离开了家。再次见到父亲，已是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那时，父亲已担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接着，又升任国民党北平市市长。

    1947年，我和妹妹从山东被接到北平上学。

    北平虽有教会办的条件十分优裕的女子中学，但我父亲却选择了女一中。这个学校教学严谨，学生俭朴，大都来自一般的阶层。父亲选择这样的学校有他的用意，是希望自己的女儿能生活得平民化，能很好地认识社会。当然，我父亲也不是就认识到了共产主义能救中国。

     父亲对我们的学业抓得相当紧，除了选择这样的学校，在课余为我们请来了国文老师，让我们一定要学好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同时在所有的寒暑假，送我到教会学校去学外语。当时我相当贪玩，觉得父亲对我的要求不近情理。但应该说，我现在能够掌握英语、法语，除了家里的条件，与父亲的管教分不开。

    父亲对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不管，只要求好好学习。他说，反正路得自己走，别人靠不上。记得我小时他就对我说，念到你脑子里的知识别人拿不走。你自己念不好你自己吃亏。

    我母亲对此也像父亲一样，严厉有加，不苟言笑。

    我查了一下家谱，山东鲁西南定陶县的何氏家族，系明朝宣德七年由安徽迁徙而来。

    家谱上说，因受灾移民到城东20余里的一个荒凉的村庄落户。到了五世的时候，何家有一人中了举人，3年后又考中进士，官位做到御史，死后葬于荷泽城东，其子孙定居于此。传至我父亲已是第十六世。

    家谱里记下了诸先辈名字，别无其他。可见大都是农户。只有祖父何高山名下有一点记载：优等。听我堂叔讲，祖父教过私塾，但因去世早，家境清寒。

    我父亲生于1896年，小时念书就十分用功，14岁考上公立普通学堂。毕业后无力升学，恰巧赶上各地发放贷学金，又得到一中学校长资助，这才有了继续求学的机遇。到北京，到国外。我父亲说，按家里的经济情况，是没有条件让他念书的。我父亲还说，他参加过"五四"打倒孔家店运动，与许德珩在北大是校友，在法国是同学。许夫人劳君展与我母亲也是同学。她们在法国公园合过影，照片我见过，可惜在'文革'中烧掉了。

    我父亲念了许多年书，对念书很看重的。当然，他也有他的局限性，也有读书救国的思想。"五四"运动开始他站在学生的一面，后来又走到了学生的对立面，后来又逐渐背离了国民党。他是在学生们反饥饿、反内战的呼喊声中接任北平市长的。这时，他已看到了国民党没有什么出路，同情学生们的行动。他说，30岁以下的人没有相信国民党的。   1948年夏，国民党免去了我父亲的职务。据讲，原因是美国有个将军叫魏德曼的曾对蒋介石说，你怎么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用这么一种思想的人？我父亲被免职后，又被任命为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政务委员，但遭到了我父亲的拒绝。他告诉人家：我在人生走过的道路中，有过许多错误之处，现在共产党胜利已成定局，我不能再错下去了。

    我父亲自此不遗余力为和平解放北平奔走，但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暗算。

    1949年1月17日夜里，我们居住的锡拉胡同49号大院，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大爆炸。父母听到响声，急忙起身往我和妹妹的房间跑，不料身后也爆炸开了。母亲动作慢点，伤势较厉害，包括头部和手。父亲只是胳膊炸伤。我完全被埋在炸塌的瓦砾底下，妹妹已失去了生命。我被扒出来只是伤了手上的表皮。最初以为是打来的炮弹，当时不是攻城嘛。后来才得知是国民党特务机构干的，在房顶上放了两枚炸弹，杀一儆百。

    这就使我父亲更加认清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险恶心肠。当时法国领事馆已为我们全家办理了去法国的护照。

    我看过护照，上面写着：何思源夫人原籍法国，带子女几人。但我父亲还是作出了留在北平的选择。我父亲觉得出去不是一个办法，那里不是自己的国家。母亲支持父亲。在重要的关头，母亲总是站在父亲的一边。她完全可以离开中国，回到自己熟悉的那片故土，但她没有走。她认为应该同我父亲在一起，等待北平的解放。当时，我不能全部理解他们的谈论和所做的事。   

    几年后，读到1949年2月1日《人民日报》的头条电讯《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才完全理解我父亲当年的行动。电讯说：1月19日，北平人民的11个代表出城和人民解放军公开接洽，代表们中的一个是前北平市市长何思源，不管他过去做得怎么坏，这一次总算做对了，他总算代表了真正的民意。

    我就是出生在这么一个家庭。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天是那么的明朗，空气中漾溢着花的芳香，四野一片生机。

    何思源经过一段学习，又回到书斋，重新开始了笔耕生涯。先后在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和全国政协会刊从事编译工作。他精通法、英、德文，55岁又开始学习俄文，编译了大量著述。

    他的妻子何宜文，到了中国就用心学习汉语，熟悉中国的风俗习惯。曾在一个学校教过一段法语，后来身体不好，当了家庭主妇。生活俭朴，不慕豪华。对丈夫、对子女细心照料。一家人回到家中，全讲法语，充满浓浓的东西方文化情调。即使岁月艰难，这位来自异邦的贤妻良母，也要在家中创造一片温馨。

    但好景不长，一场意想不到的"文革"打破了宁静，扭曲了是是非非。

    "一定受到'文革'的很大冲击吧？"这个问题其实不要问，而我还是提出了。

    "我是不说，别人也不知道。"何鲁丽稍稍调整了一下情绪。"'文革'一开始，家就被抄了。我自己的家与父母住一个楼，被抄的最彻底。什么都抄去了，只剩下一个床垫和两把椅子。

    我父亲被红卫兵抓到了学校。当时哪个学校不都抓了一大堆？想斗就斗。不过我父亲受到了周总理的保护，很快被放了出来。一个红卫兵头头对我父亲说：'你回去吧，上边周总理拉的名单里有你何思源。'我母亲作为一个外国人，在那种情况下，你想想还有什么好日子过？接连的抄家，连一张照片都不放过。60多岁了，身体不好，还被揪到大院内斗。也是受到了周总理的保护，斗完就完了。

    1969年，又将我派到医疗队，再次去门头沟。我爱人容国皇不跟我一个医疗队。他是北医的，带学生到昌平，到邯郸。反正属医疗队。自己做饭，什么都干。几个哥哥各奔东西。家里的两个老人整天在惊恐、惦念的心境中打发日子。1976年我母亲因脑血管意外瘫痪在床，1978年离开人世，在中国整整生活了半个世纪。4年之后，我父亲也撒手随母亲而去。他们相知相爱50年，应该说，是很不错的一对。"

    何鲁丽极为自谦地说：我并没有多大的能力，我知道为什么选我：女同志，非党人士，知识分子。参加北京西城区选举时，我找不着大门了，当上副区长后批文件，我像给实习大夫修改病历。

     "您原来是当医生的，现在又走上行政领导岗位，从医到从政，是两个不同的职业。当然，这也是一个机遇了。但我不知道这个机遇怎么会降到您的头上的？"我不想让面前这位女副市长，再受那已经过去了的令人痛苦的煎熬，便把话题拉了回来。

    "我给你说，"何鲁丽笑道，"我说这个机遇，你爱怎么写怎么写，人家统战部同意不同意我不知道。"

    "我是在红旗下长大的。我所经历过的跟我这代人所经过的一样，有曲折的时候，有蒸蒸日上的时候，也被张思德、雷锋的精神哺育过，激励过。"何鲁丽说，"当然，我也因家庭而蒙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感到一种无形的冷漠。"

      1957年，何鲁丽从北京医学院毕业，被北京儿童医院院长、著名儿科专家诸福棠看中；后来又被北京第二医院院长高崇基指名调去创办了小儿科，在"小儿内分泌"、"小儿成长障碍"的医术上有所建树。

    1984年，各区县基层政权改选，提出干部知识化、专业化，配班子要有党外人士和妇女。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进入西城区的。对我来说，这事很突然的。找我谈话的时候，我并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何鲁丽回想道，"在此之前，我做过西城区两年政协委员。只是统战部的同志对我说过，下届何大夫您就不做政协委员了吧，您已被选为市人大代表，一个人不能两边跨。我觉得也是，一个人离开单位的时间过长，妨碍本职工作，当下就同意了组织上的考虑。"

    到了选举前，医院书记找何鲁丽谈话，说区里可能要调动她的工作，要她到区里去一趟。见到组织部长，告诉她作为副区长的候选人参加选举。因她不是区代表，只去会场露个面，就又回到了医院小儿科。当选后才同代表们正式见面。

    这天，区长找何鲁丽谈话。

    何鲁丽笑了："我是个'坐标人物'，就我的能力来说，我并没有多大的能力。我知道为什么选我：女同志、非党人士、知识分子，而且我已有副主任医师的职称。就我的心愿讲，我舍不得丢弃我的专业，从医27年了。当然，咱也有这个觉悟，受共产党这么多年的培养，组织上一定要我出来，我服从组织上的决定。不过，我觉得我并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我没有干过。"

    区长鼓励道："你已是科室主任了，也有行政能力了。"

    何鲁丽说："那多大啊，连护士才37人。"

    "你总比革命初期的干部文化强吧？看文件总比别人给你念的快吧？"

    "那倒是。"   

     何鲁丽刚刚脱下白大褂，放下听诊器，很别扭，很不习惯。由被领导到自己决策，面临的这些转变，带来了好多的困难。

    "我刚来的时候，连区政府的大门都不认识。"何鲁丽说到这里哈哈笑了，"选举的最后一天我去区里，我乘7路公共汽车在区政府后边的一个胡同下的车，应拐弯我没有拐弯，找不着大门了。区里找我谈话是走大路去的。我正在胡同里犹豫，区政协主席见到了我。他也到区里，说：'何大夫，咱们一块走。'"

    就这样，这年49岁的何鲁丽走马上任，分管拥有70余万人口的西城区的卫生、社会福利等工作。

     "我遇到的老同志都是好同志，手把手教我、帮我，将我推上岗位。老区长亲自带我到卫生局，介绍给局长、书记。选我的时候，我在台上，下面人认识我，我不认识下面人。老区长说：以后有什么事找老何，解决不了的，她会找我的。真正让我有职、有权。

    "我开始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懂。比如写批文，在简报上应写在上头，可我写在下头，像在修改实习大夫写的病历似的，在后头签上'何鲁丽'几个小字。我怕秘书看不到，每回都将后面写的迭上，以引起注意。

    "办公室主任对我说：'老何，这可不是医院的处方呀，意见应写在上面。'

    "当时我真不会，也很着急，急得我几个月提笔都写不出字。我想，不会是正常的，我没干过。怎么办？我报定不会就虚心学习。一是向老区长学，他们有的已干过几届了，有经验；一是向我分管的部门学，有事跟他们商量，听听他们的意见，回来再思考，拿出最后的意见。"

    我插话说："您管卫生还是得心应手的吧？"

    "只能说比较熟，但管也不能管到医院和病房去。人家那里还有院长、主任，用不着你。还是不熟。"何鲁丽说，"说心里话，很久我还怀念我的儿科专业，就是当了副区长，我还坚持出门诊，一直坚持了两年多。我确实很喜欢我的儿科专业。"

    在副市长岗位上6年，何鲁丽这个儿科大夫出身的高级官员，以卓著的政绩和朴素的作风，赢得了北京市民的信赖与尊敬，然而，对于她干练的才能和有目共睹的业绩，她却闭口不提。

    转眼几年过去了，何鲁丽不仅适应了这份工作，而且在一些棘手问题的处理上，表现出干练的行政才能。她得到了群众的拥护与组织部门的赏识，1988年又登上了北京市副市长的岗位。

    "选举时，我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就让我上台向代表们发表'竞选'演说。"何鲁丽向我讲述了当时的心情，"因为我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面，我讲得极简单，极拘谨。"

     这次进市政府，当然不会像当初进区政府找不着大门。分管的还是她的老本行，只是范围大了。遇事冷静，且有魄力，不再束手无策。尽管分管的系统比较杂，每个口都像只小麻雀。她把它分分类，心中有数。比如群众文化，她就乐意去管；对文物事业，她也很用心；"扫黄"，她更不放过。但她把精力的重点还是放在抓大搞卫生上，确保全市人民的健康。   

     她曾这样评估自己的工作："我能适应这个工作，但对工作绝不可掉以轻心，总是如履薄冰。以前我只知道让病儿的妈妈们放心，现在我更知道了老师的甘苦，售货员的辛劳。副市长更是勤务员。"

     1993年初，在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差额选举中，何鲁丽再次当选，是9位正副市长中唯一的女性。

    新华社记者罗晓路在一篇报道中写道："何鲁丽不是以传奇家世和民革中央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增加头上的光环，而是以上任6年来卓著的成绩和朴素的作风，赢得北京市民的信赖与尊敬。"

    这位记者特地写了一段何鲁丽在全市树立全民大卫生观念的文字："何鲁丽作为主管副市长，强调从预防入手，严密传染病管理体系，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治疗。尽管北京市流动人口日复一日猛增，卫生防疫加大，但由于措施得力，北京市传染病率持续下降。1988年以来，全市没有发生传染病暴发流行，国家规定的'七五'卫生防疫发展规划的主要目标全部实现，比'六五'期间传染病发病率下降61·7%。当这一消息宣布时，何鲁丽向卫生防疫战线的白衣战士表示诚挚的谢意。她捧回来的全国卫生城市市长奖杯陈放在市长办公会议室中。她认为，北京市的卫生防疫成绩，是靠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共同努力得到的。"

     何鲁丽没有把荣誉记在自己的名下。

     她就是这么一个人。在接受我的采访中，何鲁丽可以实实在在地谈她登上政坛的机遇及初掌权柄时的不足与笑话，却缄口不说她卓著的政绩。但是，北京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差额选举的结果，就是对她的评价和奖励。

    人民拥戴将群众安危冷暖时刻挂在心上并尽力解难除忧的官员，不管她是男性，还是女性；也不论他的家庭、政治背景和血统出身的高低贵贱。 

     （原载1994年第3期《中华儿女》杂志，1994年第8期《新华文摘》转载）

作者:颜世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