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不能拿虚构当拐杖（一）
毛泽东曾称赞他的报告文学写得好

黄钢同志在家里接受记者采访

    隆冬的一个清晨。

    京城刚刚开始她一天的沸腾生活。我抱着求知求教的愿望，推开了作家黄钢的门。

    这是一幢普通的居民住宅。不大的两间简朴居室，没有字画点缀，也无花草争芳。顶头的一间，算是写字间兼卧室了，显得特别的拥挤。过道边，书橱上，床底下，堆满了书。一捆捆一扎扎，就像一座密密的书林。这就是黄钢平常所自称的“只有芭蕾舞演员跳脚尖舞才能插脚的地方”了。

    我知道，黄钢就是从１９７５年初到地质科学战线去学习、考察和工作了两三年，至１９７７年底，就在这资料堆积如山的窄小房间里，写出了他那有强烈反响的报告文学作品《亚洲大陆的新崛起》的。

    黄钢见我来了，连忙放下手里的笔，热情地招呼着。并大声叫他在隔壁房间做事的爱人谭家昆：“小颜刚从外地采访回来，一起听听他的见闻吧！”

    我们如今同在一个报社的记者部门工作。

    黄钢听了我的叙述，马上感兴趣地说：“好，你可以写篇报告文学，应该反映一下这里的群众生活。”

    “就写你的亲身感受吧！”当了多年记者的谭家昆，也在一旁出点子。

    于是，我们的话题，便集中到了报告文学的写作上。

    熟悉黄钢作品的人都知道，早在抗日战争的初期，他就开始了报告文学的写作活动。

    １９３８年，黄钢冲破重庆的迷雾，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之后的第二年，他就情不自禁地写出了一篇纪实文字《两个除夕夜》，热情呕歌解放区的生活。紧接着，又在周扬主编的《文艺战线》上发表了长篇纪实文字《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犀利泼辣，细致入微，活活勾出了汉奸汪精卫的丑态，赢得了全国性的影响。

    这些处女初作，都是他在二十一岁时发表的。自此，黄钢拿起了以报告文学为主的文学武器。《我看见了八路军》、《雨--陈赓兵团是怎样作战的之二》，就是这个时期最有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

    １９４２年５月，黄钢被调到《解放日报》当记者，直到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他虽然一度离开新闻岗位，从事电影创作与评论，但他并没有放下报告文学的创作。他写的《朝鲜--晨曦清亮的国家》、《拉萨早上八点钟》、《亚洲大陆的新崛起》以及《巴黎，让我们仔细看看你》等作品，无不在读者的心目中留下难忘的记忆。

    黄钢也写文艺性的国际政论和小品。然而，报告文学在他那里占了更突出的地位。读他的作品，使你感觉到这是一个战士在发言。气势磅礴，幽默别致，情深意长，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

     诗人何其芳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夕，他到毛泽东那里去参加一个小型的座谈时有一段记述，讲有个同事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同事说：“文学艺术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生活要经过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隔离，然后才能够把它写成好的作品。现在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吸引人感动人的比较少，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毛泽东听了之后说：“写当前的斗争也可以写得很好。《解放日报》上最近有一篇黄钢的作品，叫《雨》，写得就很好，就是写当前的抗日战争的。”

    几十年后，黄钢的报告文学实践，保持了这样的风格。

    作品的导向始终是占第一位的

    我们的谈话，就是从这个问题开始的。

    “在你提笔之前，你首先就应想到，你究竟要向读者宣传什么？归根到底它会有一个走动的方向，这就是问题的一个核心。”黄钢说，“我觉得，我们手里握的笔，应密切注视现实斗争的动向，及时地、真实地反映出最本质的东西，则是我们报告文学作家的职责。”

    我打断了黄钢的话：“我有一个感觉，生活象个万花筒，五彩缤纷，可是一旦到了稿纸上，往往就黯然失色了，原因在哪里？”

    “这中间，也许还有个提炼主题的问题吧！我认为茅盾有一条意见很重要。他说：作家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们从最熟悉的社会生活中选择其最能反映时代的精神部分作为题材。”黄钢说，“实际上，素材的选取，主题的提炼，都不可能脱离开作者的世界观这一决定性的因素。同时，这些又是与思想理论的指导分不开的。我有个基本的看法，如果没有思想理论指导方面的准备，如果没有马列主义的思想之光的烛照，那么，对于生活的感受与观察，对于生活中所有鲜明的形象和细节，也就失去了它们独立而又是客观、真实地存在的意义；也可能，同样的形象化的细节，在不同作者的眼中和手中，会处理成表达不同的政治倾向，体现出不同的主题思想的艺术品。”

    黄钢的这种见解，在他青年时代初学写作时就有这样的体会。

    黄钢说：“１９３８年夏秋，那时我在重庆，因为承担电影记者这一职业，对于汪精卫坐兵舰到重庆以后的所有公开集会场面，直到汪精卫离开重庆去投敌前他每一场公开对群众的演讲，我都亲眼见了；而且所有演讲的内容与主要语句，我在那一年秋末去延安的时候还是记得很清楚的。但是为什么这样一篇揭露投降派的作品，只能在到达延安以后才能写出来呢？虽然在蒋管区生活时对于后来这篇作品所需要的全部细节和素材，比如，从汪精卫的走路姿态到怎么演讲，在讲坛上配合着演讲时的两只手的挥动和比划动作，他的两只脚的角度怎么摆布，穿什么颜色的西装，以及手上静脉血管是什么颜色，我都观察到了，但当时在重庆仍然不可能写出来。一方面是汪精卫投降是后来才公开披露，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在重庆任国民党中央电影摄影场新闻影片组的雇员时期，还不可能直接取得马列主义的思想指导。印在脑子里的还只是一张张未经定型的画面而已。”

    黄钢说：“当我在这年的冬天转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芒，一下子就使我把重庆时期对汪精卫观察积累的整个形象都贯串起来了。‘……这我才知道，汪先生是一名老练的演员。为了来日在银幕上的他能够给予无数的观众以良好的印象，聪明的政治家，是不惜在一只陌生的开麦拉之前拿出他的和蔼的……’于是，我就通过这个投降派典型的形象，用他自己的言行去揭穿了他的假象，提醒人们随时注意那些奸细分子，不要上当。”

    这里就不难看出，如果没有革命思想的指导，就不可能有革命的作品。然而，是不是有了思想理论的指导，作品就深刻了呢？还要从事物的总体去了解事物，还得要深入地开掘事物的各个方面，这时，你所选择的题材才能真正发挥它内在的涵义。

    黄钢说：“就在写了《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不久，我随同陈荒煤率领鲁艺文工团到晋东南敌后战场。当时，我对于八路军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具体面貌，还是一无所知的。出发前，我也是抱着要去亲眼看一看八路军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极大求知热情和参预前线战斗生活的诚挚愿望踏上征途的。当我们长途行军到达长治所属的屯留镇的时候，一幅幅奇异的新生活图景在我们面前展开了--这就是我们到达八路军总部的第一天。行军的背包刚刚放下，我们就到村前的空场上听课。讲课的是一位很平常的人，光着头。至今我还记得他在那次的讲话中说：马列主义是科学，电灯也是科学，科学是不可抵御的。就像电灯一样，你一开就亮，你一关它就灭。这种深入浅出的宣传，使那些围坐在地上的普通战士和干部很喜欢听下去。这在我生平是第一次听到有人竟能够这么浅显而又动人心魄地联系实际生活，宣传马列主义。当时，当别人告诉我这位给大家上课的教员，就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第一书记杨尚昆时，我不禁大吃一惊。杨尚昆的演说风度，他那种令战士们感到十分亲近的神态动作，同汪清卫之流的资产阶级政客是截然相反，完全不同的。”

    黄钢说：“听完了讲课之后，我们来到欢腾的篮球场上，同八路军总部的人员一起在那个新修起的篮球场四周，观看战士们打篮球。好多小鬼、勤杂人员、通讯员、警卫员、年轻的参谋人员、政工人员，都在轮番进行球战。因为要打球的人太多了，一场只能打十五分钟，打完就得换十个人。要打就排队，队排好了，最后一个人年龄挺大的，五十多岁，站在那儿。他排到第十一，对不起，刷下去了。有一个小鬼想让他上场，这位年长的军人拒绝了：‘你们来吧，这场不该我。’这话是他对小鬼说的。于是，十五分钟后，又一次排队，又没轮到他。这一位年长的军人却用了一种非常之自然……的步伐，退出了球场。然后，蹲在球场一角。这就是八路军的最高级的军事指挥员，--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一次看见朱总司令的。接着，我们下部队的基层。接触的就广泛了，从干部到战士。几个月后，我时时记起初来八路军时的情形，那篮球场上朱总司令的出现……自那一天起，使我对八路军不仅从思想理论上，而且从具体形象上有了全面的认识--当我在构思《我看见了八路军》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

    黄钢从深情的往事中，回到我的提问上。

    黄钢说：“一句话，当表现任何一个题材，当接触或企图反映任何一种事物的变化时，我总是希望要求对于事物的总体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比较确切的了解，然后才落笔去写它。这一点，对我来说，对我的写作来说，我是把它当作规律性的东西来看待的。”

    黄钢说：“实际上，对于每一个文学家特别是报告文学家来说，每一篇认真负责的作品的酝酿过程中，都存在着这么一种从生活素材分析、综合、提炼到主题的抉择。就是作家通过他的作品的主题，到底打算把读者带向何处去，这是作品的思想方向问题。这个方向问题，对我个人来说，始终是占第一位的。我是不会相信失却了罗盘的舵手，正像我不相信在今天社会主义条件下，失却了信仰的作家。”（未完待续）

黄钢同志与夫人谭家昆同志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黄钢

作者:颜世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