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南长城”

    近来，湘黔边境的明代苗疆“边墙”遗址成了人们关注的话题。国家文行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罗哲文等在实地考察后认定：“苗疆长城是中国长城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存在任何争议，应和北方长城一样加入世界文化遗产之列。”

    “南长城”习称苗疆“边墙”。据清人严如煜《苗防备览·述往录》记载，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辰沅兵备参政蔡复一认为营哨罗布，但苗路崎岖，难以阻遏窥觑，请求发帑金四万多，筑沿边土墙，上自铜仁，下至保靖，长三百余里。天启二年（1622年），辰沅兵备道副使胡一鸿命令游击邓祖禹又修建了自镇溪至喜鹊营边墙六十余里。

    所谓“苗疆”，古籍中是这样界定的：沅江以西，酉水以南，辰水以北，湘黔交界以东广大地区，相当于今松桃、铜仁一部和湖风凤凰、花垣、吉首、保病、古丈、泸溪、麻阳全部或大部。1940年，我国民族学家凌纯声、芮逸夫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一书中将苗疆地形分为“腊尔台地区”和“溪河下游区”。两区界恰为“边墙”。而当年修筑“边墙”并非有意依地形而筑。凌、芮两先生认为，“是因汉人的移殖苗疆，先占有东南部的溪河下游区，苗人退居腊尔台地，凭险以守。”

    “腊尔台地”，全称“腊尔山台地”。“腊尔”一词源于苗语“腊忍”，即“高处”之意。高处的山称“腊忍山”，汉文讹为“腊尔山”。位于湘黔交界处，素为未纳入中央直接统治的“生苗”聚居区。实际上，边墙大体是按“生苗”和已纳入统治的“熟苗”分布格局修筑的。从苗疆西南、湘黔交界的亭子关、王会营起，向东北方向延伸，中经凤凰、镇溪（今吉道），直到保靖的喜鹊营（今属古丈）。《湖南通志·地理志》称，“墙内为民居（按：即汉族和“熟苗”杂居区），墙外为苗地”，由此可见，“边墙”是为隔离苗汉民族，特别是为隔离“生苗”、“熟苗”修建的，是对“生苗”进行全面封锁的一道军事设施。

    有了这样一道设施，就把“生苗”围困在腊尔山地区。直到改土归流后的清康熙年间，“生苗”还是不得越过“边墙”谋生。即便在“边墙”之外，也受种种约束。湖南提督俞谟曾发布《戒苗条约》说，“如有执刀行走者，即系逆苗，拿获定行诛戮。”如内外发生纠纷，“尔杀我内地一人者，我定要尔两苗低命；尔抢我内地一人者，我定要尔全家偿还。”

    对于这样一道“边墙”，苗胞当然恨之入骨，多次联合汉族人民将其摧毁。早在明崇祯年间，就因“寇乱苗叛，土墙踏为平地。”到了清康熙年间，“虽有边墙而倾颓已久，今不过仅存陈迹”。有人奏请修复“边墙”，终因财力、人力不济，人心所逆，未能全面实施。乾嘉起义”失败后，清延采纳凤凰厅同知傅鼐的“治苗方略”，实行“屯田养勇，设卡防苗”，大修营汛屯堡。沈从文先生在1931年所著的《从文自传》中写道：“试将那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贺城（按即凤凰县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七千多座碉堡，二百左右的营汛。”“这些东西在一百八十年前，是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各保持相当距离，在周围数百里内，平均分配下来，解决了退守一隅常作‘蠢动’的边‘叛变’的。”

     边墙也好，屯堡也罢，作为镇压苗民起义、破坏民族团结的一种军事设施，无疑都带血腥味，但作为研究民族历史的实物资料，进地民族团结教育的特殊教材，具有文物价值，理应受到重视。“南长城”的主体虽然在湖南，但与贵州相毗连，至今松桃苗族自治县正大乡有个苗寨叫“边墙”，忠实“记载”了边墙的存在。这段边墙实为“南长城”的一个分支。在其附近星罗棋布建有武岗、苗坟、吃血坳、五箭塘、杀人坪、四月八、铜锣关、柳木屯、营盘坡、衙门山、凤凰营、豹子营、正大营、盘胜营等村镇，与铜仁机场近在咫尺。机场附近的边墙、营盘、屯堡、雕楼、炮台、关隘、军井、教场以及相关的桥梁古道、摩崖石刻等古迹，构成一道凝重的景观，是不可多得的文化、旅游资源。

    （《贵州日报》提供）  

作者:吴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