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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充满反运，素以“忤逆犯上”不容于长官，仕途坎坷，虽不遗憾亦惆怅不已。一生之中难得有几位知己，在晚年时能推心置腹谈古论今评议时政，亦为人生快事。
青年时期，一个偶然机会碰见了我早年的指导员龙卧岗先生，他在台北联勤总部政治部任中校组长，我在参谋部任中尉附员。在“军人之友社”款待吾师，师生相谈甚欢。
我对经国先生出任总政部主任期许，谈话中心自然以“政工”问题为中心。我畅谈了“政工”与建国的密切关系，强烈主张三军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为三军现代化的基本。龙老师不以我狂言放肆，反而多有嘉许。不料他将我的一些想法报告了任总政部副主任的胡伟克先生。胡先生是我在军中的校长。不日，龙老师来电话约我去见胡先生，言明是胡先生要约我谈话。
依约前往国防部三楼总政部胡副主任办公室。在座的有龙先生和祝先生，在侧倒茶水的有一位少尉叫杨云亭，后来当过上将总政部主任及行政院退辅会主委。
谈话主题是我对重建政工的看法，胡要我畅所欲言，我主要谈了四点：
一，对大陆的失败应作全面的政治反省
1，我们叫喊了几十年的耕者有其田，从来没有实现过，中共已完成了耕者有其田，我们才在台湾搞三七五减租。
2，“兵为战之本”、“民为战之力”。我们的士兵是王保长之流半夜三更用绳子从被窝里拉来的，用枪杆子押往上战场，不是开小差就是临阵投降，兵无斗志、将无决心，文官爱钱武官也爱钱，数百万军队不堪一击，不是中共太历害，而是我们太无能。
3，我们军队的指导思想不是政治领军而是唯武器论占了统治地位，忽视政治，犯了单纯的军事观点的错误。
4，痛定思痛必须重视三军的政治建军、思想建军，逐步汰换大陆来的思家心切的老兵，招募台湾兵，不要让时刻想放下武器回家分二亩地的大陆老兵教坏了台湾的新兵。三七五减租后，民气可用、士气可用。
二，军队必须政治重于武器。实行军官政工化，政工军官化。没有进过政工干校的带兵官不能升少将。一定要定为制度，这样才能军政一体不分轩辕，并肩作战。
三，把青年军官有向上心者，保送念大学，保送到美英各国去留学。凡有博士学位者无条件升为少将，再回到军中担任重职，把军官的学术水平不断提高到专家教授的水准，相反地，把那些不学无术的饭桶将军、脓包司令淘汰出去。用人唯德唯才。一万打狗皮膏药不如一步实际行动。
四，把中国国民党的基层建立在连部，广泛吸收士兵入党，士兵提升干部党员优先。
党员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每次作战总结由士兵评连、排长，下级评上级，非党员评党员，经上级评鉴后，定出人人心服口服的功过结论。党员在作战、劳动、遵纪守法方面必须作为非党员的榜样。复员转业优先安置党员的工作。
胡先生为笕桥航校一期毕业，其母为英国贵族，毕业于伦敦大学，精通英、法、德语，抗战功勋彪炳，系一代儒将，为经国先生特别重视之英才。
不料只有一层木板相隔的经国先生清楚听见了如此放肆的高谈阔论，扣门进来，我连忙起身行礼。经过先生认为我颇有见解，我的观点与他的政工建设理念相同，问我是否愿意调政工干校受训。他授意安排我到政干校二期带职受训，将来从事政工的组织工作，我只好同意。
不日，我应命赴总政部协商受训事宜，出门时在走廊上又碰见了经国先生。又问了我现在地工作情况，不料赖名汤从二楼上来正好闯见。赖面色凝重，我不知道当时正发生了赖名汤捉奸捉住了经国先生，还挨了他护卫一耳光的绯闻，我作为他属下一名尚受器重的参谋附员，公然和他的死对头在一起有说有笑，自然不悦。
回到办公室不久，立即被顶头上司叫去问长问短，我矢口否认谈论“公事”，只谈了一些自己家庭变故而已。
第三天，我突然接获命令，限期赴泰国曼谷向当时的军事代表团报到，团长是参谋总长周至柔的办公室主任衣复得教授。任务是应联合国决议，撤退李瀰部队在缅北的“鸦片烟”大军李国辉部，衣复得教授后来在泰国任教授。
从此天人永隔，我身陷“异域”。
1985年，我认识奉化华侨实业公司董事长，他是蒋先生表姐的儿子，时任浙江省政协委员，常去台北见经国先生。我以为他是吹牛的，便托他带一信向经国先生问候。不料数月后，有新加坡王先生突然来访，他奉经国先生之托特地来看我，我怕有诈，他出示信箱，我又托台北亲友访查果然为经国先生私人信箱。
不久他又托泰国的陈先生来访，嘱我作一民情调查，题目：人民对邓小平先生的看法如何？
我花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广泛调查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对蒋、邓的政治评价和他们的希望，作了全面的评估：
一，农民有八成五的人反对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农民负担太重，希望减轻负担。
二，工人、知识分子九成二对毛泽东的历次政治运动有反感，要求停止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要求社会和谐和安定。
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有八成三的人，拥护邓小平的开放改革，干部有一半赞成、二成反对、三成持观望态度。
四，老干部至少六成五的人，对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有严重的反感。
五，沿海地区八成的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对台湾的人平8000美元表示赞颂，希望通过深圳模式的开放，早日赶上台湾的水平，内地至少有一半的人，还认为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日夜盼望大陆去解放他们。内地的农民、工人还相信西方的劳动人民还在忍饥挨饿。大陆公认毛氏革命有功建国有罪，饿死了不少人，认为邓才是社会主义者，是真正关心人民的温饱，毛只是关心人民毛泽东思想学得好不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高级知识分子在邓小平时期才有了出头天。在过去“知识越多越反动”，都是“老运动员”，一有运动就挨整，邓尊重知识分子，毛镇压知识分子，只有邓才懂得建设社会主义。
邓提出来的和平统一值得正视和重视，可能代表着历史的大方向，大陆的开放改革和台湾的发展可能殊途同归。两岸正在产生共同语言，若干年以后，两岸会走到一起来的。和平统一是历史的必然，两岸正面临和平竞赛的大好局面，化干戈为玉帛是必然的结果，“反共抗俄”已过时。
我这封信是通过何先生送达到了蒋先生手中。
1991年初，我才回到台北，我尊敬的经国先生已逝世，李登辉上台。中华民国两次亡国，李氏隐蔽得很深的汉奸面目一天天暴露了出来。
台湾正在沉沦，在大陆日益昌盛的邓江盛世中，我看到了和平统一的未来和台湾光辉的明天。我全盘反省我过去思想上的诸多错误和走过的弯路，努力端正我明天的大方向，坚决拥护和平统一，誓死反对台湾独立运动。台湾离开了大陆不会有光明的明天，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必须要对得起中国人。
2001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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