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峰： 台湾台南人，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研究所毕业

    台湾著名律师

    妇女救援基金会第一、二、三届董事长

    台北律师工会第19届理事兼妇女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

    台北市诉愿委员会内政家庭暴力委员会委员

    南开技术学院董事

    台北市敦安社会福利基金会董事

    九二一震区受损家园复建服务团团长

    台湾红十字会总会监事 

    和大陆一样，近几年台湾妇女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一批相当杰出的女性，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是，在台湾这个多元化社会里，称得上“有口皆碑”的却不多见，而著名大律师王清峰就是这为数不多中的一个。

    王清峰的公信力得自于她所致力的事业，她说自己的事业是为了“妇女的眼泪，儿童的哭声，阿嬷的伤痕”。

    台北仁爱路一间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身着淡绿套装，戴金丝眼镜的王清峰律师。就是这位清清瘦瘦、柔声细气的女性，深入娼馆妓寮拯救雏妓，状告好色权贵维护女性尊严， 奔波世界各地，为慰安妇声张正义。十几年来，执着抗争，无怨无悔。

    人们习惯于把这种执着与个人经历联系起来，而出身医学世家、生活条件优越的王清峰却把这种执着归结于“品质”，家庭中善良、助人、义愤的品质，使王清峰对一些事情总有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

    王清峰研究所没毕业就考上的律师。“那个时候，妇女在台湾还没有现在的地位，录取的女律师少之又少。”王清峰因此不断接到有关家庭暴力、虐待、拐卖少女等案件。

    妇援会的工作人员回忆，当年台湾的雏妓问题，就像是烂到深处的疮，数不清的小女孩被亲生父母卖到娼馆，她们先被施打荷尔蒙，再让嫖客花五千块钱“开苞”，然后一天接客三、四十次，每接一个客人，女孩们最多分到二十元。就算让警察查获，女孩一出了警察局，便立刻被人口贩子带回继续接客。日复一日，她们的世界只是娼馆里一间间不见天日的营业房。尤其是在原住民的女孩子中，这种情况更严重。”

    “那时，我觉得作为律师好无力，因为仅仅给她们法律的援助是远远不够的。法律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法律只是恢复最起码尊严的一种方式而已。这些女孩子被救出来后，心灵的伤口却难以痊愈，还要面临庇护、经济等问题，甚至会被妓院老板、施暴的丈夫抓回去。怎样照顾这些人，让她们重新站起来，怎样推动社会教育，改变社会对贞操的观念，避免这些现象的发生，需要建构一个救援、安置、心理辅导的机制……”

    1987年，王清峰和律师沈美贞等人成立了“妇女救援协会”（后改为妇女求援基金会），她担任义务律师团团长，决心为那些饱受摧残的女孩子展开长期的抗争。

    为了抢救这群孩子，妇援会先设立检举专线，陆续有嫖客偷偷打来电话，甚至帮雏妓偷偷寄出求救信，然后由妇援会联络警方立刻出动扫荡。妇援会工作人员记得，扫荡行动都在凌晨，王清峰总是跳上机车，在幽暗夜色里冲得比谁都快，完全不怕私娼馆里的保镖、人口贩子狠狠瞪着她，因为她心里只有一个个惊惶受伤的小女孩，王清峰就像她们坚毅勇敢的母亲。

    除了台北华西街，王清峰跑遍全台各地救孩子，最让她心疼的是十五岁的女孩“小玉”，十三岁便被父亲卖到台南的旅馆卖淫，每天接客三十次，还染上梅毒，有一天绝望的小玉从旅馆三楼窗口跳下摔断了腿，爸爸和人口贩子还到医院全天监视，后来小玉偷偷塞了一张纸条给护士，上头只写着：“救我！”

    经过妇援会和检警单位几番波折，最后小玉的爸爸被抓，担任小玉监护人的王清峰亲自南下到医院接小玉，担架上的小女孩瘦得只剩一把骨，抱着王清峰痛哭失声，直喊“妈妈，我好痛！”

    像小玉这样叫王清峰“妈妈”的女孩，在妇援会愈来愈多，王清峰不但担任女孩的义务律师，带着她们出庭提出告诉，她还是最温柔的“清峰妈咪”。她安排这些原本会抽烟、骂脏话又浓妆艳抹的孩子重新去上学，假日带着她们看电影、买礼物或上麦当劳，有时什么也不做，就和孩子躺在床上，听她们讲心底的悄悄话，一个大女人和几个小女孩，就在棉被枕头间哭了又笑，笑了又哭。

    十多年来，雏妓、被强暴、乱伦等性侵害的不幸少女，成为她干女儿的不计其数。近几年大一点的女孩已经学校毕业找到好工作，还有几个有了归宿，王清峰更一一为她们准备项链、戒指当嫁妆。但她有时并不亲自参加女孩的婚礼，因为顾虑宾客会追问她和新娘的关系，暴露了女孩当年的晦暗青春，“妈妈”这分体贴温暖的爱，总让新娘子在电话里又湿了眼睛。

作者:武侠  姚小敏

稿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