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槛”外的人的住宅

    

    1983年5月的某一天，在昏黄的夕阳中，寿宁人吴如油作出了一个终身难忘的决定：携妻带儿来到现在的建阳市潭城镇城关村大井垅自然村，向当地村民租田种。这一租就是20年。在这20年中，不断有像吴如油这样的寿宁人、仙游人、浙江人来到大井垅一带，渐渐地，人越来越多，形成了大井垅自然村。 

    租田种，盖土墙屋，生儿育女，既在村里住，又没有村里户口，这些人就这样“漂”在城郊居住，成为“漂民”。到目前为止，大井垅已有“漂民”60来户，300余人。为了便于管理，他们还单独成立了一个小组，选出了自己的组长。 

    在建阳，另一个完全类似的村落是潭城镇水东村的警头龙自然村。在那里，“漂民”也有20多户。 

    这些长期居住的“漂民”，公安部门对之特定称为常住户口待定人员，即统计中的未落常住户口人员，也就是当地户口“门槛”外的人。 

    孤独的角落 

    大井垅村和警头龙村都在一个小山坳里，天然的地理环境和老乡等因素，“漂民”们形成一个单独的生活群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外界基本没有往来。这几年，原来仅有的几户当地村民也都搬进城住去了，这里完全成了“漂民”的天地。 

    “老家实在太苦了！”这是包括吴如油在内的所有“漂民”到建阳来租田种的基本理由。“在老家，收的谷子得肩挑手提才能运出来，这里只要板车运就可以了，方便多了，再说田也好一点。”城关村地处城郊，大井垅村是其一个自然村，有一条长300米左右的碎石道与大道相连，交通比较便利。 

    然而，20年的时间并没有让这些试图逃脱贫困的“漂民”真正富起来。虽然有人也盖起了砖房，但一部分人还依旧住在随时可能被山洪冲塌的土屋里。租城关村民不愿意种的山垄田，弄几亩鱼塘，或是种些蔬菜，“漂民”的经济来源相当单调。在大井垅，“漂民”一共租种了250余亩的田，相当于城关村所有土地的一半，每亩交70-80元/年。偶尔一些人还到城里卖水果，或是有空时候找个工厂打工，贴补家用。 

    大井垅村的祝运康是“漂民”中的贫困户。老人今年80岁，妻子身体残疾，早已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只有一个19岁的儿子。“都不知道（儿子）跑哪去了！”老人叹了口气。平时生活夫妻俩只能靠自己种的一点蔬菜和邻居们的接济勉强过日子。住在两间四面透风透光的土屋里，老人最担心“死后没钱，连埋都埋不了”。 

    只要不依靠租田种还能像普通村民一样生活的人，在村里都会被视为能人。警头龙的20户中，就出了一位能人——李阿光，警头龙惟一砖房的所有者。早几年做木材生意，李阿光赚了不少钱，如今他已拥有了一个加工厂。只要是一起的“漂民”来打工他都要。 

    没文化、见识少，富不起来；富不起来就不能学文化，长见识。他们还走不出这样一个窘困的境地。在大井垅村，2001年人均年收入仅为1260元左右，还不到当地村民的一半。据说，60多户人家，欠债的就有50余户，大都有1万多元。 

    因为语言、生活习惯的差异，加上“漂民”都集中在一起，形成自己的小群落，所以他们和当地村民一直没有什么来往。不过，城关村和水东村对“漂民”一直比较照顾，哪家房子塌了，补贴一些钱；盖房子的宅基地，无偿提供；遇到小孩上学等问题，也都帮助协调解决。 

    无根的生活 

    当初“漂民”搬来时没有考虑过户口问题。 

    据城关村警务区最近的一次暂住人口调查，在大井垅村的300多人中，完全没有户口的就有近30个。警头龙自然村的户口问题同样严重。户口成了他们目前除了发展经济外最迫切的问题。 

    为何没有户口？大井垅村的“漂民”小组长叶德厚说，都20年没回家了，田也给别人分了，只剩下几间破房和一些亲戚，因为都没交任何钱（农村的“三提五统”等），有些地方的户籍管理部门也就把户口给注销了；还有些浙江人前几年乡镇合并也没了户口；在这边出生的孩子更不用说，从来就没有过户口。 

    叶德厚是小组长，和村里的关系好，在城关村的帮助下，他的儿子1991年在村里落了户。这种情况，叶德厚说只有极少的两三个。 

    因为缺户口，“漂民”们吃尽了苦头。村民不能出外打工，不能在外住宿。吴如油就遇到这样的遭遇，有次去福州，晚上到旅社住宿时，拿不出身份证，好说歹说，吴如油通过一个福州亲戚的电话证明，才住进了旅社。 

    更严重的问题在下一代身上。事实上，村里缺户口的人基本上是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搬迁过来后出生的年轻人。 

    首先涉及的就是教育问题。从上小学开始，没有当地户口，就必须交每学期大约500元的高额借读费，这对于在当地举目无亲，生活又是捉襟见肘的“漂民”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有段时间，村里到处都是辍学的小孩。后来，一位蔡姓的退休老教师看到这种情况，1995年自费在大井垅办了一所小学，就为了这些孩子有个地方念书（本报曾于2002年5月23日12版报道）。 

    其次就是就业。在采访时，来自浙江庆元的陈夏珠拉着一对儿女站在记者面前，男孩20岁，女孩18岁。“就是因为没户口，打工，工厂都不敢收，现在家里又没有别的收入，两个孩子天天什么事都不干，怎么办啊？！”就在前几天，她的丈夫因为食道癌刚刚去世。 

    因为没有户口，有的年轻人甚至连结婚证都打不了。 

    没有户口，没有工作的年轻人整天游来逛去，不仅影响村里的治安，也让大人们愁眉不展。 

    没有当地户口，又不想回老家，“漂民”们的感觉就是没有了根，“不知道现在自己到底是哪里人”。在村里落户口，成了“漂民”越来越强烈的愿望。 

    简单的期待 

    2002年，稍通文墨的吴如油被推举出来写落户申请报告。 

    一番斟酌后，吴如油非常委婉地表达了大家的愿望，理由仅是“为了让我们的子女享受其他有户口孩子的同等待遇”。组长叶德厚向当地政府递交报告。 

    但这份摁着所有人手印的报告，却因为跑了好几个部门一直找不着负责人，最终不了了之。 

    警头龙村的20户人在“首富”李阿光的带领下，也打了份类似的报告，结局一样。 

    报告虽然没有递交上去，但对“漂民”们的想法，城关村和水东村的村民们却早都一清二楚。虽然平时基本不来往，也没有什么过节，但对“漂民”落户的请求，所有当地村民明确了观点——坚决反对。 

    理由很简单。城关村有村民1300多人，2001年村民人均年收入3300元，村财收入颇高，凡是该村村民均享受一定的医保、社保，而且所有按人口分担的上交费用全部由村里统一代缴。水东村有村民630多人，2001年村民人均年收入2830元，村财收入近10万元。村民待遇与城关村类似。一旦“漂民”落户到哪个村，哪个村就得多付出医保、社保和其他各类费用，村里负担将增加不少。 

    更关键的是，如果成为正式村民，“漂民”们还将要分到相应的责任田土地。这是本村村民们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城关村500多亩地，水东村400余亩，“我们自己都不够，怎么分给别人？”城关村支书徐运淮坚决拒绝，“现在平均每人连5分地都没有，好多三十来岁的年轻人都分不着田，不可能给他们。”在旁的村民也表示：“我们村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事实上，这其中有个误区。“漂民”们落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下一代一个生存发展的机会，正如他们报告中所提出的理由一样。而当地村民却误解了他们的意思，只是认为他们穷就想分地，就想享受本地人我们的良好待遇。 

    虽然僵持不下，水东村以前却有过一些松动。1982年，也就是搬迁之初，曾经有十几个人托村里的熟人、亲戚帮忙介绍落了户，并和村里达成口头协议：只是单纯落户，不享受正式村民的其他待遇，他们称为“空挂”户口。20年来，这十几个落户的村民一直遵守当时的承诺，没有分田，也没拿过村里一分钱。 

    户口“纠纷”令建阳市公安局左右为难。“他们的情况我们非常清楚，他们落户的关键不是政策问题，而是和当地村民的利益协调问题。”户籍科科长黄彩云拿着一份大井垅村民打的报告，无奈地对记者说。到目前为止，公安部门还只能把“漂民”们当作暂住人口，统一造册管理。 

    潭城镇委副书记林文说：“这里涉及的因素很多，不是我们镇里能管得了的，集中住，问题比较难办，分散住又不易于管理。他们流动性很大，今天来，明天走，也不知道怎么办。何况这么大的事情得市里统一协调处理，涉及的部门太多了。” 

    吴如油拿出一沓厚厚的报告，抽出一份给了记者。从这份摁满红红手印和签满名字的报告上，记者看到了这些“漂民”迫切而又简单的期待。 

    “我们还会争取。”吴如油说。

作者:兰锋 张正松

稿源：【福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