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４日，湖北省黄冈市最大的国有企业－－黄冈市铝业集团公司总经理祁松，被公司设备科一职工之子伊罗劫杀在家；１０月３１日，咸宁市化纤厂厂长汪仕华在办公室被前来要求增加“买断工龄”费的职工徐育东杀害；１２月２０日，襄樊市襄阳物资公司副总经理吴诗平在对所属燃料公司进行破产清算时，遭到一职工家属袭击，不治身亡。

    半年内，一个省连续发生３起国企负责人被职工或家属杀害的恶性案件，厂长经理这一特殊群体，在国企改革的攻坚时期所呈现出的高风险性，震惊社会各界。人们不禁要问：国企改革难道一定要付出“血”的代价吗？

    “买断工龄”引来杀身之祸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３日，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市化纤厂厂长汪仕华被杀害一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和当庭宣判，被告人徐育东犯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死刑。此案公开审理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记者专程前往进行了调查。

    咸宁化纤厂是湖北省“八五”重点建设项目，全省唯一生产锦纶民用长丝的重点企业。１９８５年立项，计划投资１．５亿元，设计生产能力５０００吨。１９９２年开工，翌年部分投产，１９９５年一期工程竣工，２００１年３月二期工程完工投产，实际投资达３．４亿元。

    据咸宁化纤厂副厂长、党委书记许松林介绍，这个厂说是国有企业，其实国家并未投入资金。所谓的合资，也是假的。所有资金都是靠领导批条，或向银行贷款，或向企业拆借等形式筹集，资金成本非常高。正是因为受资金限制，整个项目从立项到全线投产，历时１６年之久，项目开工时就已丧失市场机遇。而且，项目的设计也不切实际，生产能力太小（国外一般在２万吨以上），两期工程生产能力前后不配套，头大尾小，整个项目的投入产出比为３：１。再加上汇率变化、利息日积沉重和原料价格上涨等因素，企业投产之日便成了亏损之时。１９９５年一期投产当年，仅利息负担便达到４０００多万元，此后每年亏损都在１０００万元左右。目前，企业总资产为２．８亿元，总负债却高达３．７亿元，已严重资不抵债。

    为了实现脱困，咸宁化纤厂从１９９６年开始推行改革，其中用工制度改革首当其冲。通过采取内退、停薪留职、竞争上岗等措施，使职工人数从过去的５５０多人减到４５０人。徐育东１９９８年在企业改革过程中签了三年的停薪留职合同，２００１年５月期满回厂，要求重新上岗，因当时厂里没有空位而待岗。在后来举行的竞争上岗中，他也未能竞到岗位。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厂里开始推行买断工龄，制定了“固定工每年补偿６１２元，其它性质职工每年补偿４２８元，补偿年限不超过１２年”的政策，由职工自愿，一次性买断国有身份，解除劳动合同。全厂共有６人提出申请，２８岁的徐育东是其中之一。

    徐育东作为１９９３年９月进厂的合同工，按照每年４２８元的补偿标准，８年工龄算了３４２４元。徐育东认为“买断费太少，当本钱做点小生意都不够，以后老了怎么办，又没有养老保险”，因此多次找厂领导要求加钱。厂领导班子经过讨论，决定将所有买断工龄费不足５０００元的，统一按５０００元进行补偿。他觉得还是不够，１０月３１日上午找厂长汪仕华签字领钱时，持刀威胁厂长，要求再增加买断费，汪见状大惊，扯住徐的手臂大呼“救命”。徐情急之中，朝汪的左下腹猛刺一刀。厂办工作人员听到呼救声，急忙冲进厂长办公室，当场抓获徐育东。汪仕华经抢救无效死亡，法医鉴定为单刃刺器刺破左肾、脾、腹主动脉及肾动脉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

    对于记者提出的“为什么没有为部分买断工龄的职工办理养老保险”的问题，许松林书记解释，厂里的“买断工龄”政策，是参照市委［２０００］７号文件精神制定的。在咸宁市经贸委，记者找到了这份文件。该文件规定，转民企业必须卖断原企业职工的国有身份，对实行劳动合同制以前参加工作的职工，由企业为其交清在职时的养老保险金后，按全市企业职工上年平均工资的２－３倍的标准发给一次性安置费，其中资不抵债企业按２倍计算。对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以后参加工作的职工，用人单位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１２个月，一次性支付了断。徐育东属于后一种情况，因此“没有资格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咸宁市经贸委主任马达说，国家对买断工龄没有现成的法律条文和政策依据，咸宁市又属经济落后地区，工业基础薄弱，企业包袱沉重，因此，市里允许企业因企制宜，一厂一策，多形式、多途径进行改革脱困，化纤厂的改革方案应该说基本符合市委文件精神。汪厂长被杀案尽管发生在企业改革过程中，但与改革并没有必然联系，主要原因是徐育东性格孤僻，脾气暴燥，发生这种事情纯属偶然。　　　

    厂长经理“岗位风险”凸现

    黄冈铝业集团、襄阳物资公司两国企负责人被职工或家属杀害事件，也是发生在企业改革期间。据记者了解，年仅１９岁的伊罗之所以要对其父所在单位－－黄冈市铝业集团公司总经理祁松下毒手，一是对祁松在改革中让他父亲下岗、拒绝安排他进公司工作、拒绝与他做建材交易心怀不满，二是认为祈松这些年很风光，家里一定很有钱。缺钱到长沙会网友的伊罗，于是萌发了劫杀祁松的念头。襄樊市襄阳物资公司副总经理吴诗平因为在对其下属燃料公司的往来帐户和库存煤等进行破产清算时，未能满足公司业务员王道明的不合理要求，遭到其子丁小浠的忌恨。１２月２０日下午４时，正在财务室清帐的吴诗平被早有预谋的丁小浠连刺数刀，不治身亡。

    尽管发生惨案的三地政府领导和企业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均否认惨案与企业改革有必然联系，表示“这只是在企业改革过程中偶然发生的恶性案件，主因是案犯法律意识淡薄，性格偏执，品性恶劣。”但记者深入调查后发现，这些地方普遍存在着企业各项改革不配套、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推进企业改革与保证职工利益两者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从而使得处于矛盾焦点的国企负责人“岗位风险”凸现。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咸宁市化纤厂职工对记者说，我们为厂里“卖命”近１０年，最好的年华都给了厂里，现在厂里为了求生存，却不管我们的生存了，几千块钱就想把我们扫地出门。厂里一边要职工下岗，一边又没堵住通过各种关系进人的后门；一边说没钱，一边又树起了一栋新宿舍楼，看看那些干部的住房，哪个的不是宽敞明亮、装修高档？而我们却要到街上去摆地摊讨生活。职工逼急了，很可能就会做出些“傻事”来。

    ６４岁的襄阳燃料公司退休工人吕圣平反映，此次公司搞破产全是“一抹黑”，破产清算没有贴公告，职工对企业到底还有多少“家底”毫不知情，养老保险也不知道交了没有。还差一个月就要退休的公司保卫人员杨文长气愤地对记者说，自公司宣布破产起，就没从公司拿过一分钱，就连每个月１４７元的最低生活保障费也没拿到。在此期间，他先后病过４次，共花了５０００多元，结果只报了２０００元左右，其余部分都由自己承担。现在他根本不敢住院，只能在家里吃点药维持。憋在心里的“这口气”，总想找个地儿出出。

    在推行改革过程中也曾受过个别职工持刀威胁的咸宁市天化苎麻纺织厂厂长李光凡表示，发生厂长经理被职工杀害的事情，一般都认为是企业改革过激、职工利益受损所致，其实这只是表面原因，根本在于地方改革氛围淡薄和企业改革不彻底。在改革意识浓厚的沿海地区，就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因为在那里，企业用工市场化已被社会广泛接受。咸宁市是湖北省的贫困地区之一，工业“短腿”的问题十分突出，正因为工业块头小，一直以来，当地政府和市民的改革意识较为薄弱，步划也相对滞后。近年来，已意识到这一点的地方政府提出了“兴工强市”的口号，开始大踏步实施国企改革。但是，由于“事前功课”欠火候，企业普遍存在着产权不明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等问题，“全面实行企业职工养老、失业社会保险”也只是流于口头，从而使一些可以通过社会渠道解决的矛盾积淀、转嫁到企业负责人头上。去年李光凡在对厂里实行用工制度改革时，就有许多下岗职工不满意、不理解他的所作所为，拿着刀子找他理论：“我们厂是国有企业，你经营的是国有资产，我吃的、拿的不是你的，是国家的，国家的就是我们大家的，我们才是企业的主人，你有什么资格让我们下岗？”

    咸宁市飞宁公司总经理雷森林对记者说，这些案件提醒政府和企业负责人，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多向职工宣传国家改革政策，帮助职工转变观念，增强改革意识，为企业改革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应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社会保障政策的落实到位，解决好深化企业改革与保证职工利益之间的矛盾，确保国企改革顺利进行。

    国企改革遭遇“道德”瓶颈

    半年内，一个省连续发生３起国企负责人被职工或家属杀害案，当前企业改革与职工利益之间的矛盾之尖锐，也引起了经济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武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谭力文说，透过这些案件，可以看出国企改革在“体制”瓶颈尚未彻底解除的同时，又面临新的“道德”瓶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也曾一度发生过职工因企业改革杀害厂长的案件，当时主要是由于改革缺乏配套的制度体系支撑、职工缺乏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与那时相比，当前国企改革的宏观环境虽有所好转，下岗职工的总体承受能力也有所增强，但区域性的“体制”瓶颈依然存在。在我国中西部，尤其是贫困落后地区，受观念和财力限制，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力，企业改革与职工利益的矛盾冲突十分严峻。发生惨案的黄冈市、咸宁市和襄阳县，都是湖北省较为贫困的市、县。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当前一些政府和企业领导人道德观念严重错位，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成风，社会上靠不正当手段致富的现象日趋严重，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形成了新的“社会不公”，下岗、失业人员等社会弱势群体逐渐积攒起一股对社会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在阴暗的角落“积淀发酵”，达到一定的火候，或以组团结社、游行示威和打砸抢等群体行为，冲击政府和政权。在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大门口，扯着横幅、打着标语、喊着口号的游行、禁坐人群已成日常一景，司空见惯；或以爆炸、杀人等个体犯罪行为，向社会或个人渲泄。伊罗临刑前曾透露他劫杀黄冈铝业总经理祁松的一个重要动因是：“祁松家很有钱，而我却穷得连去一趟长沙的路费都没有”。谭力文说，这种因道德观念错位而形成的新的瓶颈，如不设法破除，不仅阻碍国企改革顺利进行，还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国家应进一步下功夫惩治腐败、弘扬正气，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著名经济学家、中南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李贤沛分析，新时期国企改革的“道德”瓶颈，还体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工作作风不实上。一方面，他们好大喜功，追求短期政绩，积存了大量无市场、无效益的“政绩工程”。拿咸宁化纤厂来说，就是一个典型的“假合资”工程，而且，这个短期政绩工程“寿命”却不短，明明知道企业多活一天，就多亏损一天，当地一任一任的领导仍象“接力赛”一样硬撑下来，直到如今负债近４亿元，成为拖累地方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毒瘤”；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意深入基层，不注重调查研究实际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推进企业改革盲目跟风，拿不出切合实际的实施方案。咸宁化纤厂锦纶长丝工期１９８５年立项时市场形势较好，但工程拖到１９９２年才上马，此时国际市场上锦纶长丝销势已极为疲软，当地在明知道建起来也是一个亏损项目的情况下，不仅没有采取措施转项转产，还硬着头皮筹集资金把这个“瘤子”越养越大，以致于积重难返；此外，一些地方领导心中无群众，沉不下心来想办法引导群众发财致富，社会保障政策又落实不力，下岗职工生活十分困难，有的甚至陷入绝境。正因如此，当前在一些贫困地区，国企改革已陷入“地方经济困难－－社保政策落实不到位－－企业改革无法推进－－地方经济更困难”的恶性循环之中。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极易形成死结，诱发恶性案件。

    李贤沛教授同时指出，“买断工龄”是企业为了改变对职工负无限责任的现状，不得已而为之的。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产业工人尤其是国企工人，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作出过巨大贡献，现在又要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作出牺牲，从思想上很难一下子接受。因此，近年来因“买断工龄”而引发的大小冲突在各地不断发生。对于这种国企职工“身份贱卖”的做法，目前国家尚没有明确的态度，各地在实际工作中应审慎行之。

作者:刘紫凌 田建军

稿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