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刚过，春节马上来临，又到了总结工作、联络感情的时间，各地不免又开始一轮大规模的公款吃喝。 

    据2001年底《经济半小时》报道：豪庄酒家是海南临高县一个规模较大、档次较高的餐馆。虽然生意很好，但是老板还是愁眉不展。原来，签单而不是用现金付款吃饭，是许多单位多年来养成的一种习惯。于是，签单容易要账难，便成了这些单位的另外一个习惯。目前，包括临城镇法庭在内的20多个单位，欠酒家大约100万元的饭款，使这家饭店的生意“外强中干”。 

    在拖欠豪庄酒家吃喝款的20多个单位中，临高县临城镇政府是最典型的一个。从1996年到1998年，两届镇政府共欠24万余元的吃喝款，最后，竟不得不靠卖地和停建办公楼来偿还，遂成为当地的一大新闻。 

    在全国，类似于临城镇政府因付不起吃喝款而卖地、停建办公楼的做法，绝非独家新闻，反而带有一定的普遍现象。由此，不能不让人思考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某些危机： 

    其一，这种做法，不仅不能从根本上煞住吃喝风，反而后患无穷。据说，欠豪庄酒家的24万元，只是临城镇两届政府吃喝款中很小的一部分，现如今，该镇每年花在吃喝上的开销仍高达10至20万元。倘若该镇的官员学习愚公“卖地不完，吃喝不止”的精神，不将土地“吃完”誓不罢休，那么，“吃”完土地以后又该吃什么？再者说，土地属集体所有，作为一级政府，他们是否有权靠拍卖土地来还“私债”（吃喝款），还真是个未知数。要是当地的农民不答应，以此状告镇政府，真不知道临城镇政府又该如何应诉？ 

    其二，类似于这样的奇闻，说明了什么？有关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的禁令，真可谓“年年岁岁‘令’相似，岁岁年年‘吃’不同”。有令不止的结果，是政府形象的严重打折。之所以造成这一反常现象，关键在于“吃饭腐败”无责任风险可言。换句话说，至少在目前，还不至于因这种腐败会受什么处分。既然有“吃是自己吃，债是公家背”的大好环境，那么，不吃不喝岂不成了笑谈？说不定，陪上级检查团吃好喝好，反而升迁有望呢。相反，若是因招待不周，恐怕还要殃及自己的前程。从临城镇的几任主要领导来看，尽管欠账一个比一个多，照样荣升的荣升，高就的高就。如果吃喝无过的现象不扭转，又从何说起遏制住“吃饭腐败”现象的蔓延势头呢？ 

    其三、“吃喝意识”是吃喝腐败的根源。临城镇政府因吃喝背上这么沉重的包袱，不吃喝行不行？答案是否定的。一位官员说，有一些是非吃不可的，比如上边来检查，你总不能让领导空着肚皮回去；一原临城镇副镇长认为，这里是乡下，情况就是这个样子啦。我不知道国外的官员下基层视察的机会多不多，也不晓得他们是怎么解决吃饭难题的，只是在中国，官员的吃喝却变成了一种“正常”的工作。 

    其实，吃喝意识归根结底还是一种衙门意识。不少官员，大凡有点职务有点身份，只要下去“走动”（或者说是“检查工作”），走到哪里对方都必须接待好自己。所谓接待，说白了就是管好饭，这几乎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并大有“遗传”的趋势。可以说，不消除官员的这种意识，就很难奢谈根除吃饭腐败的问题。 

    吃喝款要靠卖地还，尽管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但这总比赖账强。不久前，某地政府也是欠了一屁股吃喝款，当债主上门讨债时，一位官员竟振振有词地说：“都怪你们这些饭店在引诱我们去吃喝！”你看，明明是自己吃了喝了，却将板子打在别人屁股上，实在是一种强盗逻辑。按照这种逻辑，全国没有了第三产业，也许官员们就全廉政了，但这现实吗？ 

    改进工作作风，当然也包括改掉大吃大喝的不正之风。无节制的吃喝欠债，吃掉的只能是党和政府的形象与信用。不难想像，一旦失去了这二者，怕是仅靠卖地、停建办公楼也难补偿的吧？ 

作者:刘海明

稿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