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江南时报》2月17日报道：自公安部“五条禁令”执行之日起，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公安分局在“五条禁令”规定条款的基础上，又另行增加了若干规定。其中一条规定，民警除“五条禁令”规定时间段严禁饮酒外，休息时间饮酒也必须向分管领导报告，征得同意后方可饮用，以确保发生突发事件，警力随时拉得出、打得响。此外，该局还与民警及家属分别签订责任状，加强对民警8小时以外的监督力度。 

    我相信这些规定的出发点是好的，也相信这样做能取得不错的效果。但是，古往今来的历史和实践证明：只问目的不问手段、只顾实质正义不顾程序正义的一切行为和做法都是危险的，其最终结果是弊大于利甚至是有害无益的。

    从私权角度说，“民警下班喝酒需要领导点头”有干涉警察的个人私生活之嫌。根据社会契约理论，公民从事某一项职业，意味着把部分身心投入到这项职业工作中。作为回报，他将得到合理的报酬、荣誉及其他待遇。在职业时间内，他将受到制度的“职业管辖”，而在此之外，他是完全自由的，时间自由，身心自由，别人无权干涉。只要不违法，单位的顶头上司也无权干涉；即使违法，也自有相应的公权机关管着，与单位事务未必有关。在这些方面，警察这个职业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况且，休息权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权利，警察作为公民，同样有在休息时间安排自己事务的权利。

    说到底，这样的管理思路，仍然是以“事”为本位而不是以“人”为本位的。以前，人一到单位，就“生是单位人，死是单位鬼”，单位什么事都包着什么事也都管着，甚至连个人健康向上的业余爱好也有被单位管着的。现在和以后，越来越不该，也不会这样了。

    从公权力的角度看，这样的管理方式有“越权”之嫌。在我们的行政管理过程中，有一种习焉不察的怪现象，简言之就是下级可以随意肢解上级规定（甚至法律法规）。

    比如某种信息的“言论尺度”，上级原本给你一亩园子，到了下级就成了八分地，到下下级就成了五分地，到下下下级就成了三分地，到最基层就无田可耕了；再比如我们以前最常见的经济增长指标，中央要求百分之七，到了省就成了百分之八九，到了市就百分之十，到了县就十二三！无论哪种情况，都美其名曰“加大力度”。因为有“加大力度”的迷人招牌，上级一般也不会出面制止。但这其实是“效忠”式的人治思路，而且是在“效忠”的障眼法中在某种程度上由下级僭越、取代了上级的“立法定规权”。这不是法治的办法，法治的办法是“权力法定”而不是像这样“权力自定”。

    我宁可不要这样的“加大执法力度”。  (童大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