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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和徽居
盧燕平
走進安徽的歙縣、黟縣等地，在依山傍水的大片建筑群落中，你會不由自主地駐足流連。那高大精美的一院院建構，顯示了厚重深湛的儒商底蘊和儒文化，步換景移，美不勝收，令人感慨系之。
徽居的主人徽商，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由儒入商的特殊群體。他們的起家和發展沾溉於儒學地域文化不少。安徽是宋明理學的故鄉，宋代碩儒多出安徽。朱熹即安徽婺源（今屬江西）人朱鬆之子。徽商的由儒入商有一定背景環境。徽州水路縱橫，通商便利。市鎮宗族繁衍、人口增加的壓力也迫使儒士們改專一的奉儒守官為外出經商，拓展生計途徑。當時王陽明的心學等適應新興工商市民階層的學說，也沖擊著傳統儒學的行為准則。黟縣儒商胡氏舊居“篤敬堂”中有一幅楹聯：“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這幅胡氏后代撰寫的楹聯，與老主人胡積堂所撰楹聯中的“第一等好事隻是讀書”相映成趣，可見觀念的改變。
由儒起家的徽商們得益於儒學，以德信取勝，深謀遠慮，運籌帷幄，比起那些不讀書就經商、囿於小利疲於奔命的普通商人來，往往勝出一籌。又容易溝通同是讀書出身的地方官，官商互濟，在生意場上格外有優勢。據史料記載，徽商因地制宜，多方經營，曾經創造了輝煌的業績。據鄭天庭主編《清史》：“他們歲入巨萬，財力雄厚，其中尤以徽商勢力最大……徽商中不少家資萬貫，富比王侯。兩淮鹽商有挾資千萬者，最少亦一二百萬”（《皇朝經世文續編》卷51），堪比當時庫銀不過7000多萬兩的清朝戶部，可謂有敵國之富。
明清政府基本上是採取抑商政策。徽商手中積累的商業資本，不能用於擴大再生產，錢多了怎麼花呢？徽商們抱著富貴不如衣錦還鄉的傳統觀念，將資本中的相當一部分投資家鄉，構筑精美住宅以光宗耀祖，以作為退身的港灣。往來經營使他們視野大開。明代皇宮建筑群體的規模氣勢及空前的數量質量，京城貴家“城中甲第共崔巍，別起雲甍接樓台”的?赫景象，這些建筑中表現的起居禮尚、等級制度，都給徽商建宅以潛移默化的影響。作為當年徽商的杰作，大多數古民居都恢弘奇偉。黟縣清末大鹽商汪定貴於1855年前后建造的私家住宅“承志堂”，擁有大量的木雕藝術珍品，木雕表層的飾金即費去黃金百余兩，歷時百余年依然金碧輝煌，堪稱民間故宮。黟縣宏村的汪氏宗祠，大門的磚雕牌坊雕飾精美、恢弘氣勢，依稀可見聲威。徽商不僅追求住宅外形的氣勢恢弘，還刻意追求內裡的裝飾美。一處處廳堂房梁的天花板上描金繪彩的裝飾圖案、房梁下精雕的烘托雀替、石柱腳細刻的雲濤旭日、白鶴展翅，無不令人嘆為觀止。
走進徽居，從設計、擺設、楹聯等方方面面，都呈現著謙敬免禍、退身養性、勤學守德等儒文化內涵，雖歷經滄桑，那種深沉厚重的歷史文化感仍然濡人耳目，沁人心脾。精心設計的讀書氛圍更成為徽居的一大特色。黟縣西遞村“東園”的主人為子所建的書室不設窗戶而靠天井採光，以利其“潛心”讀書。關麓村獨特的8家聯體古居中，就有稱作“問渠”、“安雅”、“臨溪”、“雙桂”等4家書屋。
徽居中有名的私塾和宗族學校更是比比皆是。徽商子孫中讀書、做官、經商成為三位一體的局面，僅黟縣西遞村胡氏一族，明清以來實授官職者就有115人，廩生、貢生、監生多至近300人。徽商靠讀書的優勢，由儒入商，由商捐官，官商互濟，成為當時中國商海中舉足輕重的艦隊。
徽商在飽嘗顛沛流離、官場險惡后，更向往“世外桃源”的生活，怡情養性的文化內涵在徽居中隨處可見。河南開封知府胡文照在位時就在家鄉黟縣修建題為“桃花源裡人家”的閣樓。黟縣宏村建於1424年前后的“牛腸”水圳可謂這方面的典型。水圳引村西河中泉水蜿曲流經各家門前，並設閘控制流量，使之終年潺潺。不少人家襯水修建魚池花台，情趣盎然。封建政府的抑商政策使徽商不能用手頭資金擴大再生產，卻使之創造了徽居這樣輝煌的“經典”。徽居中折射的歷史文化現象，使人觀賞流連的同時不禁留下深深的嘆息。
《人民日報海外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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