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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充滿反運，素以“忤逆犯上”不容于長官，仕途坎坷，雖不遺憾亦惆悵不已。一生之中難得有几位知己，在晚年時能推心置腹談古論今評議時政，亦為人生快事。
青年時期，一個偶然機會碰見了我早年的指導員龍臥崗先生，他在台北聯勤總部政治部任中校組長，我在參謀部任中尉附員。在“軍人之友社”款待吾師，師生相談甚歡。
我對經國先生出任總政部主任期許，談話中心自然以“政工”問題為中心。我暢談了“政工”與建國的密切關系，強烈主張三軍的思想建設、政治建設為三軍現代化的基本。龍老師不以我狂言放肆，反而多有嘉許。不料他將我的一些想法報告了任總政部副主任的胡偉克先生。胡先生是我在軍中的校長。不日，龍老師來電話約我去見胡先生，言明是胡先生要約我談話。
依約前往國防部三樓總政部胡副主任辦公室。在座的有龍先生和祝先生，在側倒茶水的有一位少尉叫楊云亭，后來當過上將總政部主任及行政院退輔會主委。
談話主題是我對重建政工的看法，胡要我暢所欲言，我主要談了四點：
一，對大陸的失敗應作全面的政治反省
1，我們叫喊了几十年的耕者有其田，從來沒有實現過，中共已完成了耕者有其田，我們才在台灣搞三七五減租。
2，“兵為戰之本”、“民為戰之力”。我們的士兵是王保長之流半夜三更用繩子從被窩里拉來的，用槍杆子押往上戰場，不是開小差就是臨陣投降，兵無斗志、將無決心，文官愛錢武官也愛錢，數百萬軍隊不堪一擊，不是中共太歷害，而是我們太無能。
3，我們軍隊的指導思想不是政治領軍而是唯武器論占了統治地位，忽視政治，犯了單純的軍事觀點的錯誤。
4，痛定思痛必須重視三軍的政治建軍、思想建軍，逐步汰換大陸來的思家心切的老兵，招募台灣兵，不要讓時刻想放下武器回家分二畝地的大陸老兵教壞了台灣的新兵。三七五減租后，民氣可用、士氣可用。
二，軍隊必須政治重于武器。實行軍官政工化，政工軍官化。沒有進過政工干校的帶兵官不能升少將。一定要定為制度，這樣才能軍政一體不分軒轅，并肩作戰。
三，把青年軍官有向上心者，保送念大學，保送到美英各國去留學。凡有博士學位者無條件升為少將，再回到軍中擔任重職，把軍官的學朮水平不斷提高到專家教授的水准，相反地，把那些不學無朮的飯桶將軍、膿包司令淘汰出去。用人唯德唯才。一萬打狗皮膏藥不如一步實際行動。
四，把中國國民黨的基層建立在連部，廣泛吸收士兵入黨，士兵提升干部黨員優先。
黨員沖鋒在前，撤退在后，每次作戰總結由士兵評連、排長，下級評上級，非黨員評黨員，經上級評鑒后，定出人人心服口服的功過結論。黨員在作戰、勞動、遵紀守法方面必須作為非黨員的榜樣。復員轉業優先安置黨員的工作。
胡先生為筧橋航校一期畢業，其母為英國貴族，畢業于倫敦大學，精通英、法、德語，抗戰功勛彪炳，系一代儒將，為經國先生特別重視之英才。
不料只有一層木板相隔的經國先生清楚聽見了如此放肆的高談闊論，扣門進來，我連忙起身行禮。經過先生認為我頗有見解，我的觀點與他的政工建設理念相同，問我是否愿意調政工干校受訓。他授意安排我到政干校二期帶職受訓，將來從事政工的組織工作，我只好同意。
不日，我應命赴總政部協商受訓事宜，出門時在走廊上又碰見了經國先生。又問了我現在地工作情況，不料賴名湯從二樓上來正好闖見。賴面色凝重，我不知道當時正發生了賴名湯捉奸捉住了經國先生，還挨了他護衛一耳光的緋聞，我作為他屬下一名尚受器重的參謀附員，公然和他的死對頭在一起有說有笑，自然不悅。
回到辦公室不久，立即被頂頭上司叫去問長問短，我矢口否認談論“公事”，只談了一些自己家庭變故而已。
第三天，我突然接獲命令，限期赴泰國曼谷向當時的軍事代表團報到，團長是參謀總長周至柔的辦公室主任衣復得教授。任務是應聯合國決議，撤退李□部隊在緬北的“鴉片煙”大軍李國輝部，衣復得教授后來在泰國任教授。
從此天人永隔，我身陷“異域”。
1985年，我認識奉化華僑實業公司董事長，他是蔣先生表姐的兒子，時任浙江省政協委員，常去台北見經國先生。我以為他是吹牛的，便托他帶一信向經國先生問候。不料數月后，有新加坡王先生突然來訪，他奉經國先生之托特地來看我，我怕有詐，他出示信箱，我又托台北親友訪查果然為經國先生私人信箱。
不久他又托泰國的陳先生來訪，囑我作一民情調查，題目：人民對鄧小平先生的看法如何？
我花了大量精力和時間，廣泛調查農民、工人、知識分子對蔣、鄧的政治評價和他們的希望，作了全面的評估：
一，農民有八成五的人反對人民公社、三面紅旗，農民負擔太重，希望減輕負擔。
二，工人、知識分子九成二對毛澤東的歷次政治運動有反感，要求停止階級斗爭、路線斗爭，要求社會和諧和安定。
三，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有八成三的人，擁護鄧小平的開放改革，干部有一半贊成、二成反對、三成持觀望態度。
四，老干部至少六成五的人，對干部年輕化、專業化、知識化，有嚴重的反感。
五，沿海地區八成的農民、工人和知識分子對台灣的人平8000美元表示贊頌，希望通過深圳模式的開放，早日趕上台灣的水平，內地至少有一半的人，還認為台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日夜盼望大陸去解放他們。內地的農民、工人還相信西方的勞動人民還在忍飢挨餓。大陸公認毛氏革命有功建國有罪，餓死了不少人，認為鄧才是社會主義者，是真正關心人民的溫飽，毛只是關心人民毛澤東思想學得好不好，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高級知識分子在鄧小平時期才有了出頭天。在過去“知識越多越反動”，都是“老運動員”，一有運動就挨整，鄧尊重知識分子，毛鎮壓知識分子，只有鄧才懂得建設社會主義。
鄧提出來的和平統一值得正視和重視，可能代表著歷史的大方向，大陸的開放改革和台灣的發展可能殊途同歸。兩岸正在產生共同語言，若干年以后，兩岸會走到一起來的。和平統一是歷史的必然，兩岸正面臨和平競賽的大好局面，化干戈為玉帛是必然的結果，“反共抗俄”已過時。
我這封信是通過何先生送達到了蔣先生手中。
1991年初，我才回到台北，我尊敬的經國先生已逝世，李登輝上台。中華民國兩次亡國，李氏隱蔽得很深的漢奸面目一天天暴露了出來。
台灣正在沉淪，在大陸日益昌盛的鄧江盛世中，我看到了和平統一的未來和台灣光輝的明天。我全盤反省我過去思想上的諸多錯誤和走過的彎路，努力端正我明天的大方向，堅決擁護和平統一，誓死反對台灣獨立運動。台灣離開了大陸不會有光明的明天，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必須要對得起中國人。
2001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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